1947年，一地下情报员被敌人逮捕，狱中策反叛徒，坚持到最后一刻
1947年5月15日，一名提着箱子，身穿国军军服的青年男子，手上拿着车票即将登上一辆正在呼啸驶来的列车。尽管男子面上形色如常，但他手中紧攥着变形的车票暗示他内心并不平静。
上车时，他将车票递给检票员，对着检票员微微点头，看着身后两个跟着他的军统便衣，他知道在劫难逃。但更担心的是他箱子里的机密情报，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入敌人手中。
来之前他把重要情报藏到牙膏里，但隐蔽的同时，想要毁掉这个情报极其困难。没办法，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只能先上车再想办法。
上车后，青年找到位置坐下，他警觉地盯着那两个军统便衣，看到特务离自己不远处坐下。等他们坐下，青年立刻站起来，往他们相反的车厢跑去，跑到两节车厢相连的地方，拉上车门，把情报丢出窗外。
走向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
青年名叫邱世毅，1923年生于扬州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他是家里第四个孩子，也是家中独子，上面三个姐姐。父亲虽是一介普通书生，却一直向往革命，但现实让他成为一名普通教师。
对于他唯一的儿子，内心对他有着殷切期盼。取名为世毅，就是希望他未来可以坚毅，顽强。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革命的道路充满向往，但那时还没找到挽救中国的道路。12岁那年，邱世毅在扬州平民中学读书，遇到了人生导师，班主任江上青，是国文教师，中共党员。
在课上，他经常跟学生们宣传革命知识和爱国思想，那是邱世毅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在江上青的指引下，邱世毅走向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
图|江上青
在学校，他经常向江上青请教党的理论和革命思想。对于江上青，邱世毅充满感激，他既是学习上的老师，也是革命路上的指引人。在他的指导下，邱世毅在学校度过三年充实的时光，向往革命的火种在他心中越燃越旺。
1939年，他听说新四军正在招生，毫不犹疑地报名，被分到挺进纵队二队。因为表现优异，转到纵队三支队的八大队。不得不说，他真是一个天生的战士，年纪不大却战功赫赫。在部队，他为人随和，从不和人唱红脸，还吹拉弹唱，技艺超群，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扬州小弟”。
但最近，邱世毅非常苦恼，总被领导批评，说什么平日里偷懒耍滑，作风不端，邱世毅非常不解。一个士兵说，领导叫他去办公室。但这次，气氛好像有点不对。他看了看办公室里的人，除了政治部的一些领导还有十八旅旅长江渭清。
邱世毅默默想着，就算要教育他，也不用这么多人，怕是有大事了！
一进门，江渭清就直接说道：“‘教育’你了这么多天，想明白什么没有。”邱世毅非常委屈：“旅长，我知道工作可能不够认真仔细，但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
图|江渭清
在座的领导哈哈大笑，江渭清也忍不住笑道：“这次不是批评你的，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邱世毅说：“嗯，我知道，这么多领导在呢！”
江渭清收起笑容，端正表情严肃道：“没错，其实我们对你所谓的批评也好，教育也好，都是给外人看的烟雾弹。其实是想要表扬你，无论是你出色完成任务还是生活中的良好习惯。这都非常好，但需要你戒骄戒躁，好好保持。”
过了一会，江渭清才继续说：“接下来，我说的都是机密？你愿意听吗？”
邱世毅认真地点点头：“坚决服从组织命令！”
听到这话，江渭清点了点头道：“很好，我们要把你调到秘工部门。”
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
于是，邱世毅以新四军“叛徒”的身份进入汪伪“政治训练部直属训练班”，之后，被分到泰州汪伪二十五师担任中尉情报参谋。凭借这个身份，在泰州和扬州做起地下情报工作。
1943年，汪伪苏北绥靖公署迁至扬州，为了更好地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他必须要调入公署。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并不容易，好在，邱世毅有个重要靠山，姑父，徐公美。
徐公美曾在国民党内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当初邱世毅要参加新四军的时候，曾经询问过他的意见，表示大力支持。现在，邱世毅还能回忆起，他姑父脸上无奈又悲凉的表情。
图|徐公美
在徐公美的帮助下，邱世毅顺利调到公署，还住在他家作为掩护。因为徐公美的身份，他结识了很多人脉，巧妙周旋，很快站稳脚跟，也引起了公署主任孙良诚的注意。
邱世毅办事认真负责，凭借他姑父徐公美的身份，深受孙良诚的信任和赏识。没多久，将他提拔至少校作战参谋，更为便利获取重要情报。
1945年，孙良诚破格让他以中校参谋的身份参加一场重要的日伪军调整苏中地区兵力部署会议。在会议上，他得知日伪军重要机密计划，驻扎在宝应县城的伪汪独立团将调往兴化周家庄，企图封锁和围剿苏中根据地。日军还抽调两个中队和一个小队共同配合此次行动。
邱世毅得知情报，立刻交给交通员让他送到组织。没几天，他又得知敌人的活动计划发生变化。情况紧急，他偷偷溜出来，和上级汇报情况，其中有非常详细的军事部署，时间，地点，武器装备，人员数量等。
另一边，我党在宝应的地下党组织也在积极获取情报。1945年4月中旬，驻守在宝应县的汪伪独立团少将团长马佑铭给真君祠道观送了一块大牌匾。他这一举动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马佑铭是个很迷信的人，送这块牌匾是为了感谢道教张天师对他的庇佑，这也正说明他要离开的明显意图。宝应的地下党组织立刻找到一名和马佑铭“有交情”的地下党员，假借拜访的名义，查探情报。
果然，我党地下人员，一说起那块牌匾，马佑铭立马喜笑颜开地说道：“张大师不愧是大师，我马上就要高升了。”
地下人员很为他开心地说：“这可真是好事啊，恭喜啊，恭喜。”
马佑铭得意地回答：“那是，我马上要去周家庄当旅长。”
在交谈中，我党成功获取很多情报。
我军获取情报后，决定在三垛河设下埋伏。1945年4月28日，苏中抗战史上著名的“三垛河口伏击”打响了。
因为提前对敌军做好部署，三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共歼灭了敌军一千八百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三垛河的伏击取得巨大成功，我军特意向邱世毅颁发嘉奖令。
成功策反叛徒
1947年，邱世毅担任敌军工作科副科长，危险也离他越来越近。国民党因为对解放区进攻一次次受挫感到怀疑，开始审查内部，将暴露的中共同志残忍杀害。在此期间，邱世毅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很多同志摆脱嫌疑。
5月15日，如上文所说，邱世毅带着情报上了前往镇江的火车。在镇江，他将要联系我党政治交通员，姚茂良。被抓当天，敌人把他押送监狱，在监狱里看到了姚茂良。
在邱世毅动身前几天，姚茂良因为叛徒田学甫被敌人抓捕，因为忍受不了敌人的酷刑，又将邱世毅出卖，导致他暴露被捕。在狱中，任凭敌人对他怎样用刑，邱世毅都不屈服。没想到，敌人给他看了一样东西，牙膏筒。邱世毅非常焦急，里面的文件是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潜伏名单。
他不怕死，但他害怕拖累组织和同志。敌人已经拿到情报，名单上的同志处境非常危险。一旦他们被秘密逮捕，组织没有得到及时消息，怎么办？但他身处监狱，无可奈何。
图|邱世毅
没想到，在绝望中他看到一丝光亮，敌人并没有立刻下令抓捕名单上的人员，而是让姚茂良回到苏北解放区，打听更多情报。但回去，总要有个由头。于是，敌人找到邱世毅，威胁他写一份需要姚茂良传回去的情报。
本以为邱世毅不会答应，敌人还做了长期准备，没想到，他立马答应了。敌人怀疑有诈，但他被关在监狱，情报也会过他们的手，便没有太在意。
那么，邱世毅为什么会同意呢？其实是给敌人的烟雾弹。他心里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他想将叛变的姚茂良争取过来。
邱世毅觉得他只是一时失足，他了解姚茂良，穷苦出身的一个船工，曾经也积极为我党做贡献，相信他一定悔恨交加，给他做工作，未必不会迷途知返。邱世毅答应后，敌人将他们关在一起。
邱世毅对姚茂良说：“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怀疑你的。你也是我党的老革命了，没想到做了叛徒。还记得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最痛恨叛徒，你也亲手杀过。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姚茂良掩面哭泣，压抑的声音从他口中断断续续传来：“对，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我做了错事，对不起，对不起。”
邱世毅看他痛苦的模样，放缓了声音：“你不仅对不起我，更对不起为党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姚茂良摇摇头哭道：“对不起，我没想那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背叛了组织，我回不去了。”
邱世毅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我知道你是忍受不了刑罚才这样，这不是你的本意，只要你把前因后果告诉组织，还可以回去。你想这么痛苦地活下去吗？我们还有希望。”
听到这话，姚茂良抬起了头，看着他说道：“真的吗？还有希望？”
邱世毅坚定地点点头，说道：“当然。”
在邱世毅的劝说下，姚茂良决心向组织坦白一切。按照计划，他离开监狱后，去解放区联系政委，将邱世毅被捕和在监狱发生的事告诉党组织。党组织第一时间撤离所有暴露的危险同志。
敌人等了几天，没有收到姚茂良的任何信息，敌人知道他们被耍了，气急败坏。敌人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到邱世毅身上，用最残酷的刑罚一遍遍施加到他身上。
在狱中领导斗争，坚持到最后一刻
邱世毅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还关心和照顾狱友，深受狱友的信任，更让敌人恨得牙痒痒，严加看管他。1948年底，他在狱中听到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消息，激动地流下泪水。
1949年，邱世毅和同狱的徐植芳被押送到上海警察局，两人都是革命意志坚定的中共党员，即使关押在狱中也和敌人作斗争。两人与狱中的“老龙头”中的“自己人”联系起来，以便参加和领导狱中的革命活动。
他们放风的地方，有一块大空地，一端是厨房，另一端是监狱第二道大门，门旁是一排栏杆。其中有两个十几岁的学生，他们会在放风时躲开看守，通过外面的报童获取外界信息。
但在国民党地界，只有国民党报纸。虽然他们不会刊登有关中共的信息，但从侧面和反面还是能看出来。邱世毅把可以学习的内容秘密分发到其他牢里，鼓舞大家斗志。
邱世毅和徐植芳非常关心牢里的其他人，谁要被审问，就指导他们怎样对付敌人，告诫他们不要写“悔过书”，写了意味着向敌人“投降”。还告诉他们在监狱里的四个法官，姓于的法官手段较温和，在他手里还有点希望，可是一个姓魏的法官，心狠手辣，被他审问非常麻烦。
图|徐植芳
在狱中，他们伙食非常糟糕，每天饿着肚子，连口水都没得喝，放风时，才能喝一口冷水。邱世毅他们想组织一场斗争，3月，发动了绝食斗争。
一天晚上，邱世毅口头要求改善伙食，还有水，不得对他们肆意打骂，但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二天他上书要求，但被熟视无睹，没有任何答复。其实，这一切也在邱世毅预料之中。
他这么做主要有两点用意，第一，试探敌人态度，第二，最重要的一点，对自己人的一次“练兵”。他们将条件公布，是大家的心愿和要求。如果敌人不答复，也能激起众怒，为即将发起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两天过后，群众激怒难耐，连少数被关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资本家也情绪激奋。他们早对狱中伙食非常不满。邱世毅看到情形如他所料，时机成熟了，立刻展开行动。
一天上午，吃饭时间，看守的士兵打开牢房，通知领饭，没有人答应。下午和晚上一样，一天牢房就像凝固一般，悄无声息。但，这只是斗争的开始，晚上，牢房响起一阵嘹亮的歌声，所有人唱起《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八路军军歌》等，连国民党人和资本家也一起唱。
第二天，依旧如此，监狱长慌了，立刻派出代表谈判。邱世毅、徐植芳和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作为代表前往谈判。一个小时后，所有条件都被答应。在狱中，绝食斗争不过是狱中斗争之一。
1949年4月，全国都在为解放全中国而努力，残忍的敌人却对邱世毅举起屠刀，秘密杀害。但即使在地下，他依旧在等待全中国解放，在新中国成立那天，和中国人民一同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