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土木之变后，英宗兵败被俘，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明代宗即位，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抵御瓦剌大军。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

于谦以“谋逆罪”被斩西市，老百姓感恩其救援情谊，夹道哭送。想到于谦与袁崇焕，再查寻西四那消失不见的石牌坊，我看见了风波亭的倒影。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族瓦剌骑兵队在土木堡(今官厅水库地域)大败明军，俘获了御驾亲征的英宗(宋朝钦、徽二帝的替身演员)。后以英宗为人质，兵临北京城下，迫使兵力开门欢迎“圣驾”。群龙无首，明之诸臣人浮于事，乃至认为避敌逃跑，迁都南京。

兵部侍郎于谦冲锋在前：“在明天地之压根，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而且拔刀出鞘：“提倡南迁者，当斩头！”他说动了太后，劝请英宗侄子朱祁钰继皇上位(即代宗)，遥尊掉入对手的英宗为太上皇。这一举动驱使瓦剌部失去了劫持英宗骗占北京城这条心。

于谦晋升刑部尚书，不甘心困守，全力主战坦克，阵列于九门以外。他还亲自披甲持械，一马当先冲破德胜门，与卡夫卡城堡者冲杀，而且指引战火枪杀多位敌酋。城关一带的普通百姓见这名父母官驾临盟军，深受鼓舞，再不肯躲在地下室里了，竞相爬上房顶，揭瓦块抛掷饥不择食的敌骑。

连妇儿也临时性机构成拉拉队员，同声呐喊助威……从大草原扑面而来的勇士们哪见过这阵仗，竟然深陷“武装斗争的汪洋大海中”。

尽管北京市卫戍部队不久有数十万将兵灭亡于土木堡，但于谦结集余勇，兼而动员群众，就是将瓦剌骑兵队赶出塞外。在那一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生活里，在明的军警民的确把这名阵前不随便的“司令”作为精神支柱，乃至视作守护神。于谦救过北京城、救过大明朝一命。

英宗朱祁镇变成“多余的人”，被瓦剌部放回。在北京城的一座别墅房(南宫)里安享晚年。他这个人战斗力不灵敏，搞叛乱却很有一套，于景泰八年(1457年)把病重的代宗赶下台(降为称王)，抢回了令其忘不掉的龙椅，改元天顺。

“南宫复辟”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立有北京保卫战之荣誉的于谦却遭遇大灾难。英宗挺记恨的。他记住了自身被劫持为人质事件立身城外时，是于谦拒开大门的；也更是这一于谦，扶持朱祁钰为新主，而使自身各自安好。新账老账一起算，编造了于谦“欲意迎立外藩”的“谋逆罪”，于天顺年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担纲处斩。“公被刑之日，伤痛翳天，京郊妇孺，莫不洒泣。”

好像上天也在替于谦抱不平。对于浩劫余生的京都老百姓，更感恩其救援情谊，夹道哭送。可能皇帝驾崩，亦莫过于此吧。更关键的：这眼泪皆是自发性地排出的，是一场心雨。乃至也有人自远郊区赶往西市，只是为了更好地最终看于谦一眼，只是为了更好地哭一场。她们探险在法场洒祭酒，烧纸钱，大放悲声。

不清楚于谦看到这“行路嗟叹、天地冤之”的场景是啥情绪。他是不是在痛哭？为老百姓哭，给自己哭，还是为软弱无能的皇上哭？哭吧哭吧，忍住不哭舒服一些。替代戚继光哭，替代文天祥哭，替代方孝孺哭……

查禁于谦私房，让生产制造冤狱者大跌眼镜。不要说谋逆的罪行压根不会有，连值点钱的家俱或器皿也没有。住宅乃至未曾好好室内装修，徒穷四壁。清风两袖的一代官员，留有的唯一财产，便是放满卧室床案几的经史与兵书。而他读这种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报国志的。这一回，连领命搜查的“秘密警察”(大明锦衣卫)都痛哭。

之后，明宪宗推翻了这桩冤假错案，为九泉之下的于谦沉冤昭雪，将其故宅改成“忠节祠”。如今“忠节祠”已被列入地市级文化遗产保护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