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很多后世君主的榜样，李世民以他为楷模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心思，那就是提前给自己预定“太宗”庙号，洗掉“玄武门之变”的不良记录。

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有一个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那就是“第一明君”的称号。

您可能很奇怪，历史上的明君太多了，唐宗宋祖，哪一个比他弱？凭啥他能戴上“第一”的帽子？

这个“第一”不是指成就最高，而是指时间顺序上的“第一位”。

中国自秦始皇开始进入帝制社会，在汉文帝之前，有秦朝的秦始皇、秦二世，和汉朝的汉高祖、汉惠帝四位皇帝。

秦始皇、汉高祖是旧秩序的破坏者、新王朝的缔造者，秦二世玩脱了秦朝，汉惠帝庸碌无能，唯独汉文帝做出了一件永垂青史的大事，他开创了“文景之治”，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治时代。

汉文帝在位期间实行轻徭薄赋，将农业税降低为三十税一，徭役降为三年一次，又开放川林山泽，允许私人开矿、开发鱼盐资源。他还下令废除连坐制、肉刑等酷刑，以黄老思想弥补法家的严苛。

更难的是，汉文帝身体力行，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宫中一律不得使用锦缎，帷幕上都不允许绣花，他本人只穿“绨衣”，霸陵陪葬只有瓦器。

西汉210年历史，仅有四位皇帝获得了庙号，即太祖（汉高帝）刘邦、太宗（汉文帝）刘恒、世宗（汉武帝）刘彻、中宗（汉宣帝）刘询。

从此以后，刘邦和刘恒的父子搭档就成了后世的范本：太祖开创基业（谥号“武”），太宗创建盛世王朝（谥号“文”）。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我们经常在史料和一些影视剧中看到这样的话术：“我太祖太宗皇帝栉风沐雨……”，大臣批评后世皇帝通常也会搬出“两座大山”：“太祖、太宗的基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模板”的刘恒，当然有资格戴上“第一”的帽子。

李世民曾经计划修建一座宫殿，却遭遇魏徵、张玄素的阻止。李世民有点不高兴：一座小殿而已，又花不了多少钱，你们是不是太小题大作了？

魏徵说，你根本就没算计过，再小的宫殿，一根柱子从选材到运输，再由匠人打造，花费就不下百万，就得多少民脂民膏啊？

李世民大吃一惊，说：“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

于是李世民打消了修建计划。

魏徵刚批评李世民，李世民立刻就拿汉文帝做“镜子”，照见了自己的奢靡无度，您可见汉文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

从西汉到唐朝，历史上的明君其实并不少，比如汉武帝、汉宣帝、光武帝、汉明帝、隋文帝，大治时代除了“文景之治”，还有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开皇之治等等，李世民为何只对汉文帝情有独钟呢？

除了“第一”的大帽子外，更重要的是李世民的经历与汉文帝太相似了。

汉文帝刘恒是太祖刘邦的第四子，陈平周勃发动平定诸吕之乱后，他以宗室藩王身份取代嫡系，成了大汉帝国的继承人。

在这个过程中，刘恒默许（甚至指使）功臣势力将汉惠帝的儿子们全都杀光，造成了嫡系断绝的客观局面，为他登基扫清了法律障碍。

从法理上讲，汉文帝此举就是“以庶犯嫡”，是对宗法制度的公然破坏，他也因此遭到了以齐王系（齐王刘肥的子孙）宗室子弟为首的反抗，先后爆发了刘兴居谋反、刘长谋反，也为七国之乱埋下祸根。

但汉文帝用他出色的政绩扭转了个人形象，后人将汉文帝“非法登基”的责任全都归咎于“吕氏作乱”，以及陈平、周勃的操作，甚至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所谓的“文景之治”其实起源于吕雉称制期间，吕雉其实才是大汉盛世的实际开创者。

这叫“一白遮三丑”，历史更关注的是君主的政绩，其它都是鸡毛蒜皮，都可以忽略，乃至于修饰。

李世民何尝不是如此，“玄武门之变”中他弑兄逼父，以非法手段窃取了继承权，他甚至将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们全都杀光了。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这不算什么，但作为当事人，李世民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惧，哪怕坐上了皇位，依然担心会被人掀翻，哪怕李渊去世后也是如此。

相对于汉文帝，李世民在“得位合法性”问题上的压力要大得多，汉文帝有吕氏挡枪，有陈平周勃做背书，他只能自己背锅。李世民所面临的环境也要复杂得多，毕竟汉文帝没有跟老爸夺权，而且那时候李渊还活着，因此他不得不小心应对。

在这种情形下，树一个相似度较高的模板，完成形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项，这就是李世民选定汉文帝为“镜子”，而不是汉武帝、光武帝的原因。

其实李世民与刘恒差异很大，不是一类人。

从私德上讲，李世民远不如刘恒，刘恒的简朴、慈孝是发自内心的，李世民则是刻意强迫自己按这个标准做出来的。

从君臣关系上讲，李世民要远好于刘恒，他的秦王班底远不是刘恒所能比，与士族集团的密切程度，刘恒更是只能望其项背。

从政绩上讲，“贞观之治”的名气大于“文景之治”，但其实不如“文景之治”。事实上，大唐的第一个治世在唐高宗时期，贞观年间仅仅是恢复期。

当然，这也不能怪李世民，从隋末大乱到大治，绝非一日之功。正如“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父子其实沾了吕雉的光。

我看到一种言论，说李世民灭了突厥，而汉文帝则被匈奴欺负得跟孙子似的，高下立现。

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汉初年之所以被匈奴人欺负，原因有两个，一是那时候的匈奴正处于鼎盛时期，西汉却处于爬坡期，国力、战力都不行，这不能怪当时的君主。而突厥在隋朝时期就被打得半身不遂了，大唐只要从内战中腾出手来，突厥根本不是对手。

第二个原因是历史因素，西汉时期中原王朝还处于从战车模式向骑兵模式的转化阶段，连马匹都供应不上。同时，中原王朝对北方的草原、西面的河西走廊、西域一无所知，就像一个拓荒者，两眼一抹黑。

唐朝时期条件则要好得多，战略战术、装备都不逊色于突厥，还能利用周边的游牧民族来制衡突厥，这些历史条件绝非汉文帝时期所能具备的，不能将这些先天条件视作李世民对刘恒的超越。

不管怎么说，李世民选定汉文帝为榜样，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既符合开国之初的现实需求，更符合其个人经历的特殊需求。事实上，李世民也成功地将自己与汉文帝“并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