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进入中叶后，日益沉重的宗室负担让朝廷和皇帝开始各种改革。如弘治朝的宗禄“本折各半”和限制人丁滋生的滕妾制度；正德朝宣布宗室爵位（亲王除外）只能“父死子继”；嘉靖朝归纳出限制更多的《宗藩条例》……

注：“滕妾制度”是指朝廷管控（纳妾需申请报备）各级男性宗亲的妾室并限定数量，非合规妾室所生子女朝廷不赐名赐爵。但实际执行中，朝廷很难核实某人是否为合规妾室所生。

这些改革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治标不治本。是明廷拿不出更有效的改革方案，还是太祖之训不可违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看明朝宗室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明朝男性宗亲，皇帝之子除储君封亲王、亲王之子除“王世子”封郡王、郡王之子除“王长子”封镇国将军，此后每隔一代依次封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奉国中尉的后代不再降等并且爵位世袭罔替。

女性宗亲，皇帝之女封公主、亲王之女封郡主、郡王之女封县主、郡王孙女封郡君、郡王曾孙女曰县君、郡王玄孙女曰乡君，郡王玄孙女以下不在封爵（女性宗亲的后人也不被列入宗室并授爵）。

这种“生而有爵”的制度导致明朝宗室实有爵位数量随着人丁的滋生而增长，其对应的宗禄也同步增长。随着宗室人口基数逐渐变大，宗禄总量也不可遏制的增长，进而成为明廷财政的沉重负担。

所以明朝宗室的症结不在于宗室人丁的滋生，而是无法抑制宗室爵位的膨胀。嘉靖四十一年，礼部郎中戚元佐针对此弊端上《议处宗藩事宜疏》，提出了以“限封爵”为核心的宗室改革方案。

戚元佐觉得朝廷与其费时费力得通过“滕妾制度”限制宗藩人丁滋生，不如直接限定宗亲各代子嗣的封爵数量。

亲王嫡长子例袭亲王矣，嫡庶次子许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长子例袭郡王矣，嫡庶次子许封其二，共三位焉。镇辅奉国将军有嫡子，许封其二，无嫡子，只许以庶子一人请封。镇辅奉国中尉，不论嫡庶，许封一子……

亲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将军、中尉之女各封其一……

对于《皇明祖训》中规定的“（郡王）六世孙以下，世授奉国中尉”，戚元佐也认为不妥。他的理由是太庙都至多只放九代神主（超出后就要“亲尽则祧”），所以对于六世之后的“亲竭”宗亲，朝廷没有必要继续封其爵位，“今后奉国中尉受封再传而下不必赐封...传至五世而止”。

除此之外，还要严格绝嗣除封，不再加恩各宗藩搞什么兄终弟及、以侄继伯等等。

此方案下无法获取爵位的宗亲，戚元佐建议朝廷给予一次性补贴后还他们“自由”。

补贴的标准为亲王之子六百两、郡王之子四百两、将军和中尉之子二百两。亲王之女二百两、郡王之女一百两、将军之女八十两、中尉之女五十两（以嫁妆的形式发放）。同时允许这些无爵宗亲离开宗藩封地并自谋生路，“有不封者，士农工商，各从其便。一切出城越关之例，尽弛其禁”。

对于自己的“限封爵”方案是否可行，戚元佐本人是信心十足。

首先，朝堂阻力小。至嘉靖朝后期，朝廷和地方均被沉重的宗禄压得有些喘不过气，可以说改革并降低宗禄负担是朝堂上下的刚需。而近两百年来明廷对宗藩的削夺和管制，又让宗室难以在朝堂获取“代言人”更别提形成影响力了。

其次，宗藩内部支持改革的人也多。受限于财政支付能力，不少地方拖欠低级宗亲宗禄的现象非常严重。如至嘉靖四十年，山西一省就拖欠（累计）宗禄一百四十七万石。而朝廷又不允许宗室自谋职业养家，很多拿不足宗禄的低级宗亲生活非常困顿。

注：明朝宗禄发放方式分为两种，亲王和郡王大体为皇帝赐予庄田，通过收租的方式获取。郡王之下则和地方官员一起，由地方布政使司负责发放（类似官员俸禄）。

因为穷，不少宗亲年过四十而无法婚嫁。因为拿不出财物贿赂王府，一些宗亲甚至到死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明朝宗室统一由王府向朝廷“请名”）。为了养家糊口，很多宗亲不得不隐藏身份打黑工，甚至干起了强盗买卖“白昼抢夺于郊衢”，哪里还有天家颜面。

且闻今之贫宗，慵工隶卒，无所不为。匿名执役，甘心捶楚。若显拔缙绅之列，而均受举劾之公。分授四民之业，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何辱之有？

所以不要说不能获取爵位，即便是能获取爵位，很多宗亲也更愿意放弃低级爵位，让朝廷放开禁限，让他们自谋生路。

最后，戚元佐不仅认为“祖制”可违，而且他还有实例实证。

首先，朱元璋自己在制定宗藩制度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就修改变更过，即“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前后之言已不符矣”。如亲王禄米，代、辽等藩就远不如秦、晋的一万石，一直按五百石发放。

其次，高喊建文不尊祖制的朱棣，登基后一样没有完全依从祖训。如在恢复不少亲王爵位、禄米的同时，对唐、韩、肃等藩“不合规”明显偏少的宗禄却视而不见，“文皇去国初未远，而祖训之文亦不尽守矣”。

另外，太祖在《皇命祖训》里明文写有各藩“务要三护卫均拨”，但后世皇帝们有谁补齐了各藩的武备缺额？祖训要求朝廷积极录用宗藩有才者，“凡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职，其升转如常选法”，但洪武之后朝廷又录用过谁？

所以《皇明祖训》里的“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不过是句人人皆知的“空话”，更不应该成为宗室改革的障碍。

最后，为了给朝廷和皇帝台阶下，戚元佐不仅将“违祖制”的行为解释为“高帝祖训，列圣已难悉遵而行之矣”，还自愿效仿洪武朝旧事，成为这次改革的“殉难者”。

又闻高皇帝时，平遥训导叶伯臣应诏陈言，首请裁抑诸王。而上辄大怒，被逮死狱。其后不数年而亲王之禄，亦遂大减，是高皇诛其身而用其言。伯臣之身虽戮，而有功于国则大矣......即使用臣之言而诛臣之身，臣无所悔。

但是戚元佐忽略了一个问题，明朝宗室为什么会成为朝廷的“问题”？

自建文登基后，明廷和皇帝们就开始了持续性地削藩。到正统朝各宗藩既无军权又无朝廷或地方的财税权、行政司法权等，再加上地域割裂（宗亲不得离开藩地、各宗藩不能互通）、财政上的支配（主要是宗禄），各宗藩对于朝廷、皇帝的威胁甚至不如一些地方大族（如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土司家族）。

按理说这样的“无能”阶层给朝廷带来财政威胁时，朝廷或皇帝是可以轻松剪除的，而不是历几朝反而越折腾问题越大。其实根源还在于朱元璋的祖训，尽可能地“家天下”。

朱元璋构建的明朝，不仅平民是老朱家的奴仆，过去和皇家“共天下”的士绅官僚阶层也一样是被盘剥的对象。但皇帝不是万能的，他也需要支持和协助。为了压制士绅官僚，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不仅抬高身边的宦官，还需要仰仗自己的家族势力。

因此明朝皇帝们对宗亲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怕他们篡位夺权、拖累财政，因此百般削夺圈限。一方面又怕自己少了一个“靠山强援”，又不愿意打散或驱散而各种纵容包庇，以加强他们对朝廷、地方府衙的压制。

例如万历朝楚藩“劫杠案”中，三千多楚藩宗亲组团冲入武昌抚院，劫走被拘捕的楚藩宗亲并当堂打死湖广巡抚赵可怀。事后湖广抚署众官员，不仅不敢组织人员镇压抓捕，反而纷纷逃亡躲藏 ……

某种程度上明朝皇帝们在嫌弃宗亲费钱的同时，也希望宗藩成为朝廷、地方府衙的“问题”。所以当戚元佐拿出一个可以大幅度削弱宗藩势力的方案时，朝廷里的“明白人”和皇帝会是个什么态度呢？

礼部尚书高仪复奏“元佐所奏凿凿可行”并请皇帝定夺，嘉靖则命礼部将戚元佐奏疏下传各王府“虚心评议”，汇总宗藩意见后再详加商讨。礼部褒赞皇帝圣明后，此议就不了了之了。

编者附：相关文献引用自《皇明经世文编·三百八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