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桂林、北有西安”，作为中国旅游发展史上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可以说只要把这两个城市看懂，就能理解大半个近现代中国旅游产业。

而作为中国最老牌的旅游城市之一的桂林，在2021年习总书记视察之后不仅没能让这座“世界级旅游城市”重新振兴，反而是游客口碑和营商环境越来越差，近些年饱受诟病、积弊难返，甚至俨然成为国内文旅产业投资和旅游消费的一个“大坑”，实属惋惜。

近年来，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广西自治区全区上下的共同任务和重大责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兼任“自治区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推动相关工作开展。然而，宰客、强制购物、非法营运、服务质量差等乱象在桂林依然屡禁不止，与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目标相去甚远。

桂林旅游多年没有起色，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桂林作为改革开放后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城市之一，其转型兴起和衰落背后有着深厚的产业和经济背景，深刻剖析桂林的旅游市场、产业和政策环境有助于让我们透过热闹的表象看清整个中国文旅产业的实质。用一句话提炼桂林的旅游产业——“源于资源、强于政治、发于政策、闻于产品、兴于模式、乱于监管、衰于市场、败于营商”。

下面我们就来展开说说：

01

桂林旅游曾经的辉煌

一、源于资源——老天爷赏饭吃

发展旅游业如果按要素重要性来讲，“资源”肯定是第一位的。桂林的先天自然资源禀赋确实突出，桂林的山水资源、独特的喀斯特山水地貌（象鼻山、漓江、龙脊梯田等）、优质的气候条件（温度适中适宜全年旅游）、丰富的生态资源（漓江的清水鱼、独特的岩溶植被、众多保护物种和绿色食材）等不仅在国内独一无二，在世界范围内也极具代表性和广泛吸引力，“GUILIN”在英语世界甚至是一个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目的地专有名词，在很多国际期刊杂志中，桂林旅游的知名度是与夏威夷齐名的。因此，“桂林”已不是一个城市地名，而是一个具有极高价值的“中国文旅IP”。

桂林漓江象鼻山

二、强于政治——依托区域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形成文化中心

自秦朝修灵渠统一岭南设立桂林郡以来，桂林一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重镇，历朝历代众多文人墨客在桂林留下许多文化遗产，尤其桂系军阀在民国时期的崛起和治理，使桂林一度成为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中心，桂林也因文化教育的发展而被誉为当时的“文明城市”，文化氛围浓厚，文学艺术创作十分活跃，吸引了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在此定居、活动。

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桂林作为抗战大后方，推动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策源与发展，成为西南剧展的主要举办地，汇集了众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也使桂林成为全国文化艺术的重要中心。

可以说，桂林的文化积累比旅游资源更为深厚，早就具备了文旅融合的先天条件。

三、发于政策——改革开放与大历史转折

老三线建设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为应对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增强国防和经济自给自足能力而在西南和西北内陆地区进行的工业化布局。桂林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在老三线建设期间，发展了较为立体的轻工业体系，这些产业为桂林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并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且影响至今。

但这与桂林作为旅游城市的环境资源优势形成了直接冲突，对生态破坏较大，为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特对桂林提出批评，并提出调整为发展旅游业的产业思路，这不仅是对桂林城市发展方向的调整，也是中国最早施行“退二进三”产业转型的先行试点。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国重返联合国，为了改善国家形象并吸引外汇收入，中央政府决定对外开放部分城市，允许外国游客访问。自此，桂林登上了中国旅游产业的主舞台，一系列政策持续倾斜给桂林。

1. 首批对外开放接待城市。考虑到桂林旅游资源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自然风光，1973年，桂林被列为第一批对外开放接待外国游客的五个城市之一（其他四个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2. “对外开放”政策与旅游业特区。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务院在1982年批准设立桂林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并明确其作为重点旅游开发的城市。这一政策为桂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促进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并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尤其因为有桂系军阀的历史因素使得桂林在两岸交往中变得尤为特殊，时至今日桂林还有大量当年港澳台商人尤其是台湾企业家投资的旅游项目和其他产业项目存在。
3. 签证和出入境管理的放宽。1983年，中国推出了旅游签证便利措施，桂林作为重点旅游城市，成为首批受益的城市之一。这些政策使得外国游客访问桂林更加方便，欧美和日韩游客成为最早为桂林贡献大量外汇的重要客源。
4. 重点旅游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198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对桂林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公路、铁路、机场和宾馆的建设。1987年桂林两江国际机场的建成投运，大大提升了桂林的国际化程度。尤其是机场的国际航线开通，缩短了桂林与东南亚和其他主要旅游市场的距离，使其更具吸引力。
5. 国际旅游合作政策的推进。对外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在旅游方面的合作。中外合资的旅游公司在桂林开始出现，通过引入国外的资金、管理和营销经验，提升了桂林旅游服务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加入了多个国际旅游组织，这帮助桂林借助国际平台扩大影响力。
6. 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政策。在开放政策的背景下，桂林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1985年，国家制定了《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桂林作为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受到了严格的法律保护。这不仅确保了桂林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使其成为一个长期吸引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7. 国家主导的旅游宣传与品牌建设。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了对桂林的旅游宣传。1980年代，中国旅游业进入国际市场，桂林作为重点推介的目的地，频频出现在国际旅游展会和广告中。此外，桂林的自然景观被印在许多中国邮票和纸币上，这种国家级的宣传极大地提升了桂林的国际知名度。
8. 政策优惠与旅游行业的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和提升服务质量，出台了针对旅游企业的税收优惠和其他经济激励政策。这些政策吸引了国内外的旅游企业在桂林投资建厂，提升了旅游业的服务水平。例如，1980年代，桂林迎来了多家国际连锁酒店的落户，这些酒店的建立不仅提升了接待能力，也吸引了更多高端游客。

在诸多政策支持下，桂林旅游业才创造了辉煌，究其根源都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深入的结果。当然，桂林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抓住了机遇，自身做出了很多开创先河的探索，这里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当时积极现在反倒成为发展桎梏的方面。

桂林山水

四、闻于产品——中国文旅创新业态产品的策源地

桂林不仅是中国第一代旅游产品的策源地，还推出了诸多具有开创性的旅游项目。

大漓江游船开启了漓江旅游的新纪元，也是国内第一代大交通旅游产品；两江四湖城市改造及游船项目则将城市景观与湖泊景区有机结合，是中国城市休闲湖泊的代表，且至今为止仍是上市公司“桂林旅股”的重要利润贡献来源，相比较而言，中国其他城市的市内湖泊小交通旅游产品还没有达到这个利润贡献水平；《印象刘三姐》演艺则开辟了世界范围山水实景演出的先河；象鼻山作为城市IP，成功塑造了桂林的旅游标志；芦笛岩则以其精美的国宾级岩洞景观成为中国洞穴旅游的代表；阳朔糖舍度假酒店则成为工业遗迹改造度假酒店的创新典范；包括《刘三姐》和《我要去桂林》也都是影视音乐作品和线下旅游目的地结合植入的最早创新突破。

这些创新产品不仅提升了桂林的旅游吸引力，也为中国旅游业态的多样化和高品质发展树立了标杆，功不可没。当然，桂林在打造创新旅游产品的同时，也开辟了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旅游购物模式”。

五、兴于模式VS乱于监管——高返佣的桂林旅游购物模式席卷全行业

桂林的旅游购物模式，特别是导游高返佣机制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市场必然性，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桂林作为对外开放旅游城市承担着为国家创汇的功能。但随着桂林的旅游市场在不同阶段主力旅游商品品类的变化和返佣机制的演变，桂林演进出“填坑团”（又称“零负团费”或“零团费”旅游团）的现象，这是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特殊经济模式，且这种模式逐渐暴露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桂林的旅游形象，还深刻影响了中国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

1.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随着境外游客的涌入，老外对中国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好奇心推动桂林旅游购物崛起，当时市场上的旅游商品还以传统工艺品为主，包括漓江山水画、木雕、刺绣等，导游和商家之间开始探索通过购物返佣获取利润。这一时期的返佣机制虽不普遍，但为后来的市场腐败埋下了伏笔。

2.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旅游商品品类扩展至茶叶、中药材、丝绸、鸡血玉等品类，返佣机制进一步普及。导游和商家联手，通过高价商品获取丰厚回扣，导致旅游行程越来越围绕购物展开。游客成了待宰的“肥羊”，不仅被迫购买价格虚高的商品，还经常遭遇质量低劣的产品，逐步形成了以剥削游客为目的的市场模式。曾经在业内极具盛名的桂林瓦窑批发市场也在这个时候成为国内购物旅游商品的集散地。

3.199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代初：珍珠、翡翠、银器等商品占据市场重要位置，“零负团费”模式大行其道。旅行社用低价甚至倒贴的团费吸引游客，再通过强制购物填补成本。这一模式彻底摧毁了游客的信任，桂林旅游市场陷入恶性循环，导游变成了贪婪的推销员，游客则被强制推向价格虚高、质量存疑的购物场所。

4.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市场调整后，如鸡血玉、银器等祈福属性的文化创意产品和东南亚乳胶床上制品等逐渐成为主流。然而，尽管政府加强了监管，“零负团费”模式在中低端市场依然顽固存在。返佣机制盘根错节，市场规范化进展缓慢，商家通过隐蔽手段继续剥削游客，恶性竞争依然猖獗。

5.2010年代至今：桂林旅游因购物市场的负面影响和政府的治理不擅而显著衰退。强制购物和价格虚高问题持续存在，严重损害了游客体验，甚至总书记都在两会期间会见广西代表团时问及“桂林什么时候能够不坑游客？”。

尽管政府多次整顿甚至偶尔调动外地警力对违法欺诈类购物店进行整顿，但措施并不彻底，问题未能根本解决，旅游市场依然存在不规范行为。新闻报道如2014年《南国早报》、2017年《广西日报》和2019年《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均揭示了这些问题，并加剧了桂林的旅游形象受损。直至2019年3月，湖南常长高速客车起火事故造成26人死亡，查明原因后竟然是一名河南游客在桂林购物后回到老家想退货，与桂林购物店电话协商不成，欲前往广西桂林当面再次协商，如不成则威胁、报复卖家，途中其非法携带的烟火药意外爆燃，引发客车起火事故（央视新闻报道）。至此游客对桂林的厌恶情绪达到顶点，这已经是桂林旅游市场“癌症化”的明显表现，癌细胞攫取了桂林旅游市场的主要营养，游客对桂林的负面评价增加，直接推动桂林旅游在国内口碑跌入冰点。

6.与此同时的改革开放四五十年间：桂林购物帮不仅在桂林，还通过直接、代理和合作伙伴，将其旅游购物操作模式扩展到了国内外，包括海南、云南、北京、张家界、新疆、西藏等地，以及缅甸、泰国、越南、韩国的部分旅游购物市场，都有桂林购物帮的影子。桂林购物帮的这种跨区域、跨国界的操作，对中国旅游目的地的购物市场和旅游产业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一个以前端收客、目的地返佣为核心的庞大旅游分销网络。

02

桂林旅游的没落

六、衰于市场——旅游市场供给侧坚决不改革带来的必然衰落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旅游产品供给不足的年代，桂林人依靠资源引流、购物变现实现了财富积累，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产品供给过剩，游客选择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桂林旅游业的惯性发展思维就显得尤为滞后。桂林依仗着老天爷赏饭吃的资源和自身的旅游行业老资格，在各方面坚决不改革，一直躺在功劳簿上吃老底，由此带来的则是旅游市场和城市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双杀”表现。

桂林山水

1. 客流量下降与经济疲软。桂林的年游客量增速在近年明显下降，年均增速仅为2%-3%。相应的，桂林近年来GDP也增长缓慢，2010-2018年间年均增长率不足5%，而同期全国平均GDP增速约为7%左右，传统旅游市场对桂林经济的拉动作用已几乎殆尽。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也未见显著增长，反映出城市整体经济活力不足，即便在广西自治区内也逐渐排在了滞后水平。
2. 客群结构变化与人均消费低迷。近年来，桂林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对较低，2018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左右。一碗二两的桂林米粉在政府的限价政策下常年维持在5-7元左右的低消费水平（而事实上全国物价水平并没有下降，于是出现了桂林米粉的含水量从十年前的不足50%提升到现在超过70%的诡异现象），反映了桂林旅游市场的低盈利能力，桂林的人均旅游消费从2010年的1,600元下降至2018年的1,400元，常年习惯了低价引流填坑策略后，在面对中高端游客时，桂林市场难以提供也不愿意花心思和投入资金孵化和打造高质量旅游产品。
3. 二次消费疲软与城市活力不足。本来旅游是个富民的产业，但桂林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低水平及宰客行为让游客在桂林的消费欲望明显不足，二次消费疲软，一辈子靠旅游吃饭的桂林人收入顺应下降，2010年后桂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反映出当地整体消费能力有限，这从房价和餐饮零售的价格上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4. 城市口碑受损与经济困境。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桂林的城市形象未能提升，反而因旅游购物乱象和服务质量问题受到诟病。经济困境加剧了市场乱象的治理难度，进一步损害了城市口碑。负面口碑影响了潜在游客的选择，导致桂林旅游市场和经济雪上加霜。

究其没落的原因，可以从外部和自身两个方面来看：

没落外因——文旅发展的产业环境和旅游消费的所有市场要素都变了。旅游市场变了，用户消费习惯变了，用户出行单元组合变了；旅游目的地选项变多了，不止限于国内市场和传统目的地了，竞争高度内卷；旅游产品和服务选项变了，消费供给过剩，产品和服务选项足够多，且对差评的容忍度和容错率也很低，旅游商品的购买信息差也不存在了；交通方式和出行决策变了，高铁、短途、自驾更多了；旅游城市的功能变了，不只是观光过境功能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变了，该管和不该管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鼓励的价值观也变了……一句话说就是，“游客变用户、渠道变流量、景点变产品、观光变休闲、监管变服务、收割变人情味”。

没落内因——“不知道、不能够、不愿意”。不知道市场已经变了，不思变，也不知道如何调整旅游产品，还按照固有思维看待新生事物，甚至妄图控制新生事物；没有能力去升级旅游产品和产业，财政吃紧，产业薄弱，人才不济，也不愿意释放利益去弥补提升相关的能力；被商业社会熏陶了50年的桂林游走着满城的”犹太人“，完全不缺商业能力，但却缺少使命感和桂林旅游转型的担当，缺少对外来人才的信任和尊重，缺少改革开放后桂林的包容与大气。领导干部缺少对城市和后代长远发展的眼光和公心，不愿意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去迎接鼓励新生事物落地，不愿意花心思、花银子去提供有品质、有温度的旅游服务产品，根源就是一个“利”字。

七、败于营商——国内文旅产业投资营商环境的大坑

如果把桂林没落的外因和内因给出个比重，笔者认为是三七开，外因仅占三成，因为同样的老牌旅游城市西安并没有抱怨环境，而是积极拥抱变化并在新文旅时代成功从观光游升级到了体验游，继续稳站在桥头。反观桂林则持续在营商环境上出问题，寒了一批又一批原本有望为桂林提供升级旅游产品的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和优秀文旅人才的心，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地方国企、本地民营三股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1.地方政府——桂林的旅游资源开发大部分由政府主导，核心旅游资源只有很少一部分在民营企业手中。因此，地方政府的管控权利是绝对的。那么，这么多年桂林如此天赋异禀的旅游资源没开发好，责任在谁？

曾有某央企内部人员表示，该集团多年来多任主要领导都曾试图在桂林落地投资，可惜多年来三进三出，投资就是落不下来。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本地优质文旅资源肯定优先给市属国企，各地都一样。原本桂林采用的是市属国企主导的旅游资源开发管理模式，但由于国资委对市属国企的授权不足，重要的人、财、业务审批都需上报到国资委，导致市属国企有事就甩锅给市政府和国资委，国有资产和资本的经营自主性完全没有，国资委的强运营管控和专业能力缺乏让全市文旅资源的运营常年处于低效状态，大量优质文旅资源和国有资产闲置，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

而自从《国企三年改革行动计划》开始至结束，桂林市属国企的经营决策权限不仅没有增加，反倒被进一步收缩，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市政府和国资委代行了国企经营管理班子的实际决策职能，但既没有对该类业务决策的专业背景和能力，又不对经营效果和业绩负责，与自治区国资委对区直国企的决策放权程度和资源盘活运营能力形成了鲜明反差。甚至前些年还曾经出现过市政府和市国资委对上市公司桂林旅股份的决策与证券市场常识法规相左的情况，一度在券商投行圈子内传为笑谈（涉及上市公司细节不展开）。

不该管的乱管，该管的却不管。针对桂林旅游购物市场的整顿、对区县级项目营商环境恶劣问题的整顿、对全市旅游资源一体化整合的问题等等，一直没能做出积极推动。如果以上这些情况只针对地方国企，那么“肉烂在锅里”也不存在伤害市场的问题，顶多就是些国有损失，谈不上营商环境，但恰恰地方国企大量业务都是与外来企业合作，桂林众多项目均是以国企作为对外合作的通道，甚至可以做到对民营企业、央企甚至自治区直属国企一视同仁地“坑”。

2.地方国企——原本地方国企的主要职能是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但如果自身没有做强和辉煌的能力，寻求外部合作伙伴依靠民营企业或其他央国企的视野、能力、机制、资金实力来补充地方国有企业的短板就成了不二之选。遗憾的是，在桂林市国资委下辖的市属国企并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有传言称曾经有位市里主要领导给出市属国企不要再和民营企业合作的指示。

当地国资平台与外来企业的合作情况可以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件通过公开案件信息和部分来源提供的一手法律文件可瞥见一二：

• 七星公园案。桂林著名的七星岩景区就在七星公园内，2010年，长沙楚湘园林艺术公司通过桂林市政府招商引资，楚湘公司为此投入2400多万元与桂林旅投组建混改公司，但是，桂林旅投却不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拒绝将七星岩后洞、驼峰之夜的土地移交。为此，楚湘公司将桂林旅投诉至法院，法院依法判决桂林旅投将前述移交。然而桂林旅投在法院判决后却自编自导了一场闹剧，利用其控制混改公司公章的便利与其下属机构七星管理处内部签署了一个土地移交文件，并对外宣称已经将前述土地移交给了混改公司，但实际上桂林旅投并未依照法院判决移交土地。由于桂林旅投拒绝履行合同，导致诸多投资项目无法实现，也导致楚湘公司不仅投如的资金全部亏损，也共同承担了桂林动物园十几年的连续亏损。至今，楚湘公司与桂林旅投的纠纷依然在诉讼中。
• 冠岩景区案。冠岩景区位于漓江边，由桂林旅投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桂林华之冠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经营。2017年，民企桂林冠东投资与桂林华之冠公司签署《冠岩景区船队租赁协议书》，承包经营冠岩1号、2号船，负责为冠岩景区输送游客。哪怕在疫情期间，冠东公司也依然不停地为冠岩景区输送游客，为冠岩景区在游客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地位。然而在冠岩1号、2号船的相关证件到期需要年审的时候，桂林旅投下属相关企业拒绝为相关船只办理相关证件，导致船舶不得不停航，桂林旅投此举不仅损坏了承包方的利益，也直接断送了冠岩景区在游客市场的地位，景区游客寥寥无几。现在，冠东公司与桂林旅投下属公司-桂林华之冠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仍处在诉讼中。
• 芦笛岩景区案。2019年，经桂林市国资委批准，桂林旅投与俊人文化传媒集团（民企）组建混改公司，经营芦笛岩、伏波山、叠彩山景区的整体非门票相关收入项目，并以此为契机由民企筹资打造新的旅游产品，赋能桂林旅投的老景区。此后，俊人文化传媒集团以桂林炫特文化公司为投资主体与桂林旅投共同组建混改公司并实际出资700万元，控股70%。然而，桂林旅投却没有依照约定将上述非门票项目移交给混改公司，反而不顾合同约定将其中的优质非门票项目（如芦笛岩的朝晖楼）另外承包出去给其他经营者。并且，在双方合作合同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一女二嫁，又擅自将伏波山、叠彩山景区的非门票的相关项目转移给其他的投资方（也同时带来其他合作民企的投资损失）。当合作方桂林炫特公司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自筹资金要求开展新的旅游项目时，桂林旅投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拖延。现在，桂林旅投不仅对混改公司的实缴出资款没有出资到位，其下属的芦笛景区管理处反而以混改公司拖欠资源使用费为由，要求收回芦笛景区的所有非门票项目。目前，双方也正在纠纷中。
• 象山景区案。《象山·传奇》是由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即桂林旅投）、自治区直属国企广西金融投资集团（后合并至广西投资集团）、桂林恒祥旅游开发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桂林浩淼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耗资1.6亿元。后由于经营问题停演，广西金投一纸诉状将浩渺及控股股东桂林旅投告上法庭，胜诉后连本带息近1亿元的执行一直不力，甚至一度将当时桂林旅投景区管理处既浩渺公司负责人申请执行限高。目前该官司胜诉方母公司广投集团更换子公司主体继续对桂林旅投追偿中，甚至坊间传言该笔债务可能被视同为不良，颇为讽刺。

其实疫情以来像桂林旅投这样的国企第一还款来源即经营性收入早已几乎断流，经常出现国企员工薪酬停发欠发情况，至今并未改善，各类金融机构按照风控条件已很难给予其足够金融支持。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无奈之举，桂林旅投通过一己之力把旗下覆盖桂林全市的各优质旅游资源几乎全部玩坏，这样的商业操作深刻影响着当地文旅产业营商环境，当然桂林旅投连续三任董事长的接连落马也给了这个主体一些教训。近两年来随着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调整，桂林国企系统真正懂旅游产品和产业的干部人才都已经陆续退居二线，作为操盘旅游产业的新一届经营管理班子缺乏基本的文旅产业从业履历和规模化国企的实际管理经验，与新技术、新市场、新政策要求脱轨严重，加上整顿完贪腐后对于风险的关注远大于经营，直接导致桂林市属国企各类文旅存量资产的历史遗留问题陆续爆发。这样的管理方式能否做大做强做好桂林的世界级旅游资源，值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3.本地民企——在桂林，当地民营企业形成了几大旅行社-购物店联合体，常年直接控制着团客渠道价格体系，填坑模式让整个桂林旅游市场割裂成为以购物店为核心的团客和以品质民宿为核心的散客两部分，互不侵犯，但整个城市的交通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是以团客的生态链为主的，各项配套也是以这部分为核心，这自然无法让散客感受到比较好的体验，也让真正面向未来的新生代旅游度假产品在桂林处于夹缝中生存、喘不过气的状态。桂林本地民营企业一方面谨小慎微地维护着当地资源方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挤压着外面来有可能的新兴势力，防止有“鲶鱼”进来改变既定地市场格局。

在这样一个长期惯性和利益裹挟固化的营商环境下，想单纯依靠某个重大文旅项目、某个央国企的投资、某个国家政策、某一届领导的执政能力恐怕很难改变颓势。

桂林阳朔遇龙桥

03

桂林出路在哪里？

作为曾经辉煌的旅游城市，桂林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IP，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其兴衰历程可以归结为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这些核心问题与本质矛盾如下：

1.权力与市场的错位：桂林长期以来的营商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和国企在经济中的过度干预，权力与市场的错位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机制被权力寻租、官宦关系和利益交换所扭曲，这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还导致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受到破坏。

做大做强国企的前提是放手让国企成为企业而不是行政单位，鼓励地方国企调整机制尊重人才、吸引人才参与市场竞争性业务才是长久之计。要重振桂林，政府需要提供透明、公平的市场环境，简化审批流程，最起码也要给其他央国企和行业领先的民企落地信心。对已经投资落地的民营企业和其他央国企应当优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所有新官不买旧账的问题逐一整顿和解决，坚决保护外来投资商的权益，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对依仗本地优势打击排挤外地企业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于国企出现类似问题的应该刀尖向内先行震慑，通过重塑市场信息和营商环境信心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实现市场的整体升级。

2.利益固化与官僚作风：桂林一再错失机遇，离世界级旅游城市越来越远。利益固化和行政惯性使得任何改革尝试都面临重重阻力，即便有政策支持或强势领导的意志，往往也难以真正落实。清除腐败和权力寻租的土壤，是桂林恢复市场活力的前提。推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并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是打破利益固化的关键。提拔敢作敢当的年轻干部和懂专业懂市场懂产业的专业干部，是改变官僚作风的组织保障。

3.法治环境的缺失：桂林法治环境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信心和市场活力。法治的缺失不仅让企业面对市场风险，还要应对政策和行政干预的不确定性。这种环境下，企业对长期投资和创新的信心严重受挫，市场的整体竞争力也因此削弱。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强化法治建设，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减少政策和行政干预带来的不确定性，确保法律能够真正约束政府行为，最重要的是让地方国企和下辖各级政府各部门不敢轻视官司，根据官司发生的性质和影响追责到任内干部个人身上，确保法律能够真正约束政府和国企行为，为市场提供稳定和可预期的环境。

4.改变无法依赖单一因素。营商环境是一个多方协同配合的整体，单纯依靠某个重大文旅项目、实力雄厚的央国企投资或国家特殊政策支持来改变桂林的整体颓势是不现实的。重大项目可能带来一时的经济刺激，但在固化的利益格局和扭曲的市场环境中，项目的长期效益往往难以持续；央国企的投资同样可能受到地方利益集团的掣肘，导致项目运行效率低下，甚至变成利益输送的工具；国家政策固然重要，但在执行层面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和问责，政策的初衷往往难以实现。

广西自治区书记刘宁在8月份的会上提到，“桂林市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发挥主体作用……有关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齐心协力、同向发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和部门利益藩篱”。诚如其言，固化的收割思维、本位主义、排外思想只能让这个城市持续颓废。桂林的困境，不仅是桂林的损失、广西的损失，更是中华民族的损失。要真正再现桂林的辉煌，必须从制度设计、市场改革和营商环境改善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和系统性改革，断臂求生，彻底调整其执政作风、营商环境、监管机制和文旅产品供给侧结构。这不仅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措施，更需要各级政府的政治站位、全社会的共识和持久的执行力。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习总书记“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要求和自治区改善营商环境的要求，才真正对得起这片绿水青山！

桂林做得好，就是世界旅游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桂林做得不好，就是中国旅游史和中国区域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反例！

桂林有没有救，这一代人也就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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