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宋微：“全球南方”国家为何掀起淘“金”热？
中新社北京8月24日电 题：“全球南方”国家为何掀起淘“金”热？
——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微
作者 安英昭 崔白露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8月2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合作机制建立17年来，金砖国家合作不断深化，影响力日益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申请加入，掀起淘“金”热。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微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金砖机制越来越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引擎，南南合作获得强有力支撑，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新动能。
当地时间8月20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街上悬挂着金砖峰会条幅。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这也是疫情以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首次恢复线下。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此次会晤有何国际意义？
宋微：本次会晤是疫情以来举行的首次线下会议，回应全球对于发展的核心关切，具有重要国际意义：
第一，为非洲大陆创造发展机遇，加强同金砖国家的交流合作。2010年加入金砖国家以来，南非深度参与金砖机制，并从与金砖国家经贸财金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本次会晤以“金砖与非洲：深化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为主题，给非洲带来了发展增长的希望和机遇。
第二，向“全球南方”国家拓展“金砖+”合作，促进全球发展进步。金砖峰会是金砖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形式，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联络、互动、对话及合作，一道探索自主发展模式，平等互鉴发展经验，实现自身发展同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有机统一。
第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公平正义。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流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病，金砖国家致力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倡导多边主义，多种方法发展。金砖峰会的召开无疑会提高金砖机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中新社记者：此次会晤，金砖国家扩容备受外界关注。相较于其他国际合作机制，金砖机制有何独特吸引力？金砖扩容有何影响？
宋微：相较于其他国际合作机制，金砖机制具有独特吸引力：
一是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原则。金砖国家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也不是排外的“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金砖+”合作模式为拥有不同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国家提供思想理念交流和更加开放、公平的平台，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机遇。
二是切实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利益。金砖合作机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问题频发——“后殖民统治、双重标准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有失公平正义，这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三是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建设需求相契合。2015年，金砖国家成立新开发银行，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大多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大量资金需求，从而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新开发银行迄今已经批准了320亿美元的贷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而金砖扩容势必增强机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将为金砖合作注入新活力，提升金砖国家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有利于发出更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为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有利于全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可能性。
资料图：2022年10月13日，“中国天水—南非开普敦”国际班列顺利发运。这是首趟甘肃发运的中国至非洲农产品专列。李志杰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金砖机制与其他国际合作机制主要有何不同？对完善全球治理而言，金砖机制扮演什么角色？
宋微：与其他国际合作机制相比，金砖机制摒弃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建立结伴不结盟的新关系；超越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老思维，走出了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新道路；超越你输我赢的老观念，实践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同时，金砖机制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两个第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非发达国家领衔和参与的大国多边机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国集体性崛起旨在寻求和平、合作的大国目标。
金砖机制自建立以来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致力于解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配不均和经济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不匹配等问题，改善治理结构的南北失衡，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
中新社记者：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何种作用？去年是金砖“中国年”，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和机制建设方面取得哪些重要进展？
宋微：作为金砖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秉承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与各方共同做大“经济蛋糕”，让世界更多国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去年是金砖“中国年”，在各方积极支持下，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一是拓展“金砖+”合作。中国在卫生、环境、发展、教育、人文等领域举办多场“金砖+”活动，金砖国家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外长进行对话，此系首次在外长层级举行“金砖+”外长对话活动，对于拓展金砖国家同其他南方国家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维护和平安全。针对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中国积极同其他金砖伙伴沟通协调，发表了关于“应对国际形势新特点新挑战 加强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的联合声明，共同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发出客观公正声音，提出金砖主张，为反对霸权主义和阵营对抗汇聚金砖力量。
三是合作抗击疫情。公共卫生和疫苗合作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金砖合作的重点领域，五国疫苗研发国别中心共同发起《加强疫苗合作，共筑抗疫防线》倡议，提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公平合理分配，保障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共同提升金砖国家传染病防控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四是深化经贸、海关、航天和农业等领域合作。中方发起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通过了海关合作与行政互助协定、粮食安全合作战略等。这些新平台将极大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共同应对减贫、农业、能源、物流等领域挑战。
资料图：中车大连公司出口南非矿业机车装船启运。王充 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代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金砖合作对于推动南南合作和促进全球发展进步有何意义？
宋微：金砖合作走过17年历程，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重要平台。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金砖机制越来越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引擎，南南合作获得强有力支撑，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新动能。
第一，金砖机制的开放性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基础。金砖机制通过2010年吸收南非加入实现首次扩员，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南南合作平台。2017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中国率先提出“金砖+”合作模式，首次将金砖领导人对话对象从区域国家扩展至全球范围，至此金砖机制作为南南合作的媒介已比较成熟。
第二，金砖金融合作创新为南南合作提供有力支撑。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根本原因是缺乏发展资金，受制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融资体系。当今国际结算体系依赖美元的弊端愈发明显，金砖机制推动的投融资合作对南南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第三，金砖国家发展进步的经验知识丰富了南南合作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发展成就、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既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自立自强的信心，也提供了治国理政的经验借鉴。金砖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也有望赋能南南合作，培育发展中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增长点，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
中新社记者：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前，部分美西方媒体炒作金砖国家合作“动摇西方世界领导地位”“与西方搞阵营对抗”，金砖机制似乎被塑造为一种西方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垒。您如何回应此类论调？
宋微：金砖合作机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非发达国家领衔和参与的大国多边机制，对现有机制和国际秩序是会有所影响，但和平与发展一直是金砖国家奉行的要义，“反西方主义”从来就不在金砖国家的议程之中，金砖合作机制是非西方国家自身独立意识觉醒、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的证明。
实际上，金砖国家领导人宣言多次重申，金砖国家“承诺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及包括主权平等和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更加包容、公平，更具代表性的多极国际体系，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近代历史上，金砖国家大都有过被殖民、半殖民或者被侵略的国家历史，因而倍加珍惜当今时代和平发展的主旋律。
时至今日，个别发达国家仍抱着旧有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观点不放，在参与国际事务中一再宣扬本国例外论、本国优先论，并企图限制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过上好日子。金砖国家势必会对一些留有发达国家霸权、殖民主义色彩的规则秩序有所不满，国际秩序的部分改革势在必行，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代表性和参与性。
金砖国家也倡导世界各国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单边主义，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怪圈，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推进国际秩序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最理想的状态是金砖的努力和探索与美西方的调整和纠正相向而行，形成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合力。(完)
受访者简介：
宋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非洲研究、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曾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主任、“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兼任)、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先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期刊发表文章5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网等媒体发表时评300余篇；出版《合作共赢：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研究》等学术专著三部、编撰翻译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等非洲国家政党制度文献三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省部级项目两项、参与撰写商务部等单位委托项目三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