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2029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印度，开始“努力平衡经济抱负与安全担忧”。但正如印度一些学者观察到的，对于如何对待中国投资，新德里仍在纠结。不久前，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一个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说，中印关系是亚洲未来的关键，甚至“不仅影响亚洲还会影响世界”，但他同时又称两国“平行崛起”给世界带来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这些事实和言论再次暴露出当前新德里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的矛盾心态。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印两国实现共同发展，是真正实现“亚洲世纪”的关键。具体来说，在经济发展上，中印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可以取长补短、携手发展。在全球治理上，中印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支重要力量，应该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完善和优化全球治理机制与规则，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和国际社会共同需求。在边界问题上，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稳定，不会主动采取使事态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当然中国也要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愿与印方通过对话管控好相关问题，同时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相关问题应被放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上。

与中方以真诚态度发展中印关系、不将印度视为对手和威胁不同，印度方面一些人近年来不断翻炒边界问题，甚至将解决边界问题说成是改善对华关系的前提，并且带着投机心理，试图趁着中美博弈加剧取得对华“外交优势”，结果却是不断受挫、利益受损，在是否以及如何改善对华关系方面矛盾犹疑。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印度外长的苏杰生一边强调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是亚洲乃至世界未来的关键”，一边又称两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平行崛起”和边界争议“造成不同寻常的问题”。

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印度在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方面与中国存在诸多不同：中方强调合作共赢，印度强调矛盾分歧。中国强调发挥各自优势，寻求经济互利空间，印度则更多考虑地缘政治博弈乃至对抗，更加关注安全问题以及所谓“相对收益”。中方呼吁中印携手共创“真正的亚洲世纪”，维护中印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印度则强调亚洲和世界的所谓“同步多极化”，实际则是不愿看到中国快速发展，在共促“全球南方”方向过程中也与中国存在“瑜亮情结”。

尽管新德里有着这样那样的盘算，但事实已经证明，处理不好对华关系有损印度自身利益。以经济产业为例，2014年以来印度政府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将自身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为此，印度政府出台多项配套政策，2015年推出“分阶段制造计划”（PMP），通过对各阶段产品区别加征关税，吸引外资逐渐将产业链转移至印度；2020年又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支持国内企业自力更生发展。

但在此过程中，印度对手机等领域的一些中资企业采取某种程度的“先利用，再挤出局”做法，还对中国对印投资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导致赴印中国投资断崖式下降，同时也对其他外资产生“寒蝉效应”。2020年以来，印度当局收紧对中国人员的签证限制，与之类似的一系列操作使得中印关系更趋紧张，导致印度电子制造业损失高达150亿美元，相关企业抱怨不已。正因如此，今年7月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在提交议会的《经济调查2023-2024》中坦陈，若不先融入中国的供应链，印度可能难以真正融入全球供应链，并动议在相关领域放松对中国产业投资的限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短期内任何对于中印关系的前瞻都应保持客观和理性，尤其注意不能以愿望替代现实。同时，中印两大邻国始终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力，希望印方能够尽快摆正心态，在改善和加强双边关系方面不再纠结，与中方相向而行。（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南亚所执行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