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官古来有之，因其碌碌无为，经常误国误民。因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下，庸官都为世人所不齿。

所谓庸官，是指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业绩平平的官员。然而在古代，庸官却有一套自己的生存之道。但是自古以来，对于庸官之道，仁人志士、名臣能吏多有谴责与批评。庸官之庸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在岗位，心不到位，不关心政事，没有热心肠。这种官在古代被称为旷官，就是空居官位，不称职。“旷官”一词出自《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汉孔安国在《尚书正义·皋陶谟》中进一步解释：“位非其人为旷官。”言外之意即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清顺治帝有《御制人臣儆心录·旷官论》，将“旷官”分为四类，其中之一就是“怠弛便己型”，即食国厚禄，占据高位，却贪图安逸享受，无意于建功立业。

其二，天天撞钟，毫无成果，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这种官在古代被称为“具臣”，即备位充数的官员。《论语·先进》载曰：孔子弟子仲由和冉求为季氏家臣时，他们明知季氏有谋逆之心，却既不能阻止，又不愿离开，故孔子将他们斥为“具臣”。汉代刘向在《说苑·臣术》中对“具臣”也有刻画：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人主急需良策时，却不肯“尽节”，安然地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庸官的嘴脸被刘向生动再现。宋代朱熹认为：“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朱熹对庸官是正话反说，其本意是指责庸官得过且过，瞎胡混。

其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放任自流。这种就是“太平官”，即安于现状、坐享清福、不担风险的官员。明末名将熊廷弼曾有“何曾作一日太平官，享一日自在福”的语句，表达他积极抗击后金而不愿做“太平官”的坚强意志。而南明官吏李发愚也写过“怪底新朝无个事，大家仍做太平官”的诗句，讽刺南京官绅面临危亡之际仍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缺乏奋发图存的勇气。他们所说的“太平官”，其实就是“庸官”。

庸官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的负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吕坤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使用“焉能为有无”的庸官，则“受一命之寄，便是旷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职，便是废一日之业”。这样的庸官除了“贪位窃禄”外，则“国一无所赖，民一无所裨”，于国于民没有任何好处。

北宋诗人、翰林学士王禹偁对庸官提出了“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批评。意即这些官员，甘居平庸，随波逐流，滥竽充数，以保全自身，窃得俸禄而已，值得大批特批。清顺治帝更是气愤地说，“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显然，在顺治帝的眼里，庸官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古代庸官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庸官拿着俸禄却不作为，于国于民无益，这无疑是一种罪过；庸官因其不作为而放任贪暴现象的发生，其危害无异于酷吏。为了打击和抑制庸官，中国古代形成了内外并举的治庸机制。

古代为防止庸官贪官肆意妄为，除了采取教育引导与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外，还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这是主要手段。《尚书·舜典》说：“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即官员经三年一次的绩效考核，业绩好的获晋升，业绩差的被黜退。汉代王符说：“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兴；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官员不考绩，就会有更多的庸官出现，而使贤直的官员受到压制。

唐代的考课制度最有特色，通常是每年一小考，三四年任期结束有大考。考课的标准，一般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在个人品德、工作作风、态度方面对全体官员的共同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与职责，对官员的个人才干和工作成绩，提出的不同的原则性要求。

除了考核，平时的巡视制度也是考核监督官员的重要途径。

（作者为文史学者）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