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和刘斐都已暴露：蒋纬国掌握证据后两次举报，老蒋为何没采取抓捕行动？
蒋家父子三人都喜欢搞特务活动，但是大家都知道老蒋有军统中统，他的两个儿子又各自搞了一套特务机构，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现在《蒋经国传》和《蒋纬国口述自传》已经公开发行，蒋家哥俩的特务组织才逐渐浮出水面。
看“两小蒋”传，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打入老蒋指挥中枢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和“参谋次长”刘斐早已暴露，而且已经被小蒋老二，也就是蒋纬国掌握了确凿证据并进行举报，但出于很玄妙的原因，老蒋并没有下达抓捕令，只是让郭汝瑰去当了七十二军军长，而刘斐也趁着北平和谈之机，脱离老蒋掌控，在香港通电起义了。
郭汝瑰和刘斐先后通电起义（他们的起义跟何基沣和张克侠、廖运周是一个性质，跟卢汉、曾泽生的真实身份不同），老蒋才如梦方醒，蒋纬国在《口述自传》中也当了一把事后诸葛亮：“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就是潜伏在我方的间谍。”
老蒋这两个儿子，都跟电视剧《特赦1959》中那个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是“铁哥们”——文强给蒋经国当过副手，蒋纬国的婚礼，就是文强具体操办的，当时蒋老二不太懂礼节，跟岳父的关系也挺别扭，是文强从中斡旋才消除了隔阂。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写了很多他跟蒋家兄弟的交情，文强1975年特赦后，在岛上存下了一百万美元的“薪水”和“补贴”（中将每月400美金薪水、1200美金特别费），他拒绝领取的同时，也表示了感谢：当时被俘的将领都停发了工资，家属生活困顿而蒋家父子冷漠无情不管不问，但是文强的工资和补贴却一点都没少。
文强当时好像也很纠结：“他们用心良苦啊，我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他提到两个名人，都姓邓），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两边都不好做人，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我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前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但是他在蒋集团的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特务工作，先后当过特务处（军统前身）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工作）、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是军统少数几个铨叙中将之一（戴笠铨叙少将，职务军衔中将）。
蒋家哥俩都跟文强过从甚密，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强在军统地位很高，戴笠虽然年长文强十岁，但对文强却从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念观兄”——这跟文强是黄埔四期、戴笠是黄埔六期无关，当时军统有个黄埔一期的特训班教官，因为学员在大轰炸中罹难而差点被戴笠下令枪毙。
文强年纪不大军衔很高，正好是蒋家哥俩拉拢的对象，蒋经国如何拉拢文强，前一段时间笔者写过，而蒋老二纬国，也在口述自传中承认，自己有一套与保密局、党通局以及哥哥不属一路的特务班子：“我对父亲说：‘我这里有一套完整的情报网，请您指定人来接手。交给谁，我不要和他直接见面。我通通交给哥哥怎么样？’父亲说：‘那好。’结果这套情报网就全部交给哥哥，从此哥哥就掌握起来了。”
蒋纬国在淮海战役期间只是个装甲兵上校团长，但是他却又自己一套情报系统，而且居然对当时在徐州给顾祝同当参谋长的郭汝瑰（郭在两度担任第三厅厅长中间的那段时间给顾当过“陆军总部参谋长”）进行了跟踪监视，并抓捕了郭汝瑰的联络员。
具体抓捕过程可以略过不记，但是蒋纬国手下搜出来的东西却让蒋纬国大吃一惊：那是徐州剿总作战图！
蒋纬国的探子伪装成地下党，从联络员口中套出了接头人的体貌特征，蒋纬国一听就明白了：“那个交货人应该是郭汝瑰的侍从参谋，是个少校。我对郭汝瑰一直不放心，因为他的卧房除了他的侍从参谋之外，谁都不准进去，我就认为他很可疑。我预备把那个间谍再往后方送时，没想到他的嘴里有一块砒霜，他咬破舌头自尽了。”
蒋纬国把自己怀疑郭汝瑰的报告送到南京，但不知道被谁半路拦截，南京方面一直没有收到，他居然没敢向其父询问，看起来老蒋的家规很严，即使是亲父子（也可能不是亲的），也不是想见就见，想说啥就说啥的。
蒋纬国在口述自传中很是遗憾：“本来我与戴笠是直线联系的，如果有重要事情，我会直接向他反映，派专差直接送到他手里，碰巧我告发郭汝瑰的时候他不在南京，找不到他，于是临时送到参谋本部，结果出了毛病。”
蒋纬国可能是有当特务的兴趣和潜质，他不但掌握了郭汝瑰是卧底的证据，居然还发现了刘斐的异常，如果老蒋像相信大儿子一样相信二儿子，我方的两个中将特工，可能就全都暴露了。
蒋纬国发现刘斐异常，是跟着他爹一起参加军事汇报会。那次老蒋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忽然想让二儿子也体验一下高层会议氛围，结果蒋纬国发现了刘斐的不对劲儿，回家路上，就讲出了他的怀疑：“刚才我是冷眼旁观，发现刘斐一直在那里用余光瞟着父亲，看父亲的反应。在报告的时候，当报告人说到哪一句，父亲略有赞同时，就会微微点头，最后他就把父亲喜欢的那几句话拼凑在一起。刘斐做的也不是表现他自己的智慧，只是投机的做法。恕我乱讲，父亲，你要小心。”
老蒋可能是认为这个儿子疑心太重，就没当回事，后来郭汝瑰也说刘斐有问题，老蒋同样没相信：两个搞战略规划的互相拆台很正常，但是怀疑对方是间谍，就谁都不可信了，也谁都可以相信了——他们越不合，我的椅子就越稳。
如果老大蒋经国不搞自己的情报系统，老二蒋纬国还真可能成为锦衣卫都指挥使那样的臂膀，但不管是不是亲兄弟，老大对老二似乎都不太感冒，所以老二在口述自传中总是感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
据蒋纬国回忆，他爹不抓郭汝瑰和刘斐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并对老蒋亲自到战区直接跟战区的司令长官面对面指示表示钦佩：“如此一来，国防部参谋本部下去的命令就变成了一个附带的欺敌计划，而真正的指挥还是直接指示战区指挥部，这一点也是我觉得父亲高明的地方，他留了一手。”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老蒋“微操”坏事，小蒋居然以为高明，看来蒋家王朝真是不垮都难。
虽然这父子三人指挥打仗都不在行，但是搞起特务工作，嗅觉还是很灵敏的，蒋纬国除了对郭汝瑰和刘斐进行监视和窥探，还对胡宗南身边的人也有过怀疑：“胡长官身边有两个上尉副官，一个姓熊，另一个姓马，我曾向胡长官检举过这两人，我跟他说：‘我没证据，但是这么优秀的两个青年，又是大学生，愿意正式做军人，不希望下部队，又跟在你旁边这么许多年，只做一个上尉，为的是什么呢？而且做得那么勤快，有兴趣，实在有些奇怪，希望长官注意一下。’”
蒋纬国怀疑的那个副官可能是熊向晖，姓马的是谁，就不好揣测了，但是据蒋纬国回忆，那两个人后来都公开了地下党身份。
蒋纬国是老蒋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一双眼睛，这件事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有记载，胡宗南身边有很多地下党，文强后来也知道了：“胡宗南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地下党，一个是熊向晖，一个是申健，胡宗南一点也不知道，还送这两个人到美国留学。他的机要秘书是地下党，军需处长是地下党，作战室的参谋也是地下党，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的部队还没有出发，延安就一清二楚了，搞得胡宗南三十万部队一点用也没有，还打什么仗呢？”
胡宗南是不是真糊涂不好说，但是蒋纬国口述自传白纸黑字写着他对郭汝瑰和刘斐的怀疑和举报，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老蒋多疑狠辣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为什么把亲儿子的怀疑当做耳旁风？莫非这个老二真是个朮赤而不被“父亲”信任？或者蒋纬国这些故事，都是他后来自己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