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快24点了，一名新客户在公司平台咨询由我负责维护的房源。这种情况肯定要认真回复，促成线下带看房。”对这样的工作状态，高明习以为常，“要促成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只能24小时待命，在客户方便的时间及时提供咨询服务，激烈竞争下，没人计较工作以外的加班付出。”

难以从工作中“下线”的不仅是销售工作，在一家传媒公司工作的张燕(化名)也无法从8小时以外的“随时呼叫”中逃离。

“麻烦把标红段落完善一下”“策划案领导着急要，能否加个急”……在下班回家路上、与朋友聚餐时，抑或休假期间，这些信息都会瞬时把张燕从下班时间调整至工作状态，“虽然苦恼，但为保‘饭碗’，不得不服从。”

然而，不少企业似乎并未认识到，8小时之外的“工作在线”已侵犯了休息权和劳动报酬权。记者就线上“隐形加班”问题采访了不同行业的多名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目前还没碰到这方面问题”“核算加班要走程序，线上情况还没研究过”……

“很明显，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还未得到正视。”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案件咨询律师专家组成员王恩慧告诉记者，企业借助数字平台随时派发任务，严重违背劳动法律保障劳动者劳逸结合的初衷，破坏了劳动与生活的合理平衡。在职场生态中，尽管“隐形加班”现象较为普遍，但劳动者处于弱势，“一旦主张离线休息权，很可能面临被孤立、晋升受阻、考核刁难，大多数人会在趋利避害中忍气吞声。”

“线上加班”举证困难，缺乏法律依据

2024年，发生在北京、上海的两起劳动争议案件引发了对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的讨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认定“线上加班”加班费时，综合考虑劳动者的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因素，酌情认定劳动者的加班费。上海案件则颇具戏剧性，法院将“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奶粉推广的朋友圈被领导点赞”作为认定加班依据，判决用人单位支付相应加班费。

“这两起案件为后续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更是对劳动者如何依法维权的重要提示。”王恩慧说，多数情况下，企业打着 “灵活用工”“团队紧急协作” 的幌子，行无偿占用劳动者休息时间之实。对劳动者而言，举证“隐形加班”是维权的首道难关，“劳动法律注重证据链条完整性，但电子数据易受设备故障、软件更新等因素干扰，如关键证据丢失导致举证不能，合法诉求将难以得到支持。”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蓓认为，在司法路径上，劳动者离线休息维权主要体现为“四大难”：难以证实安排线上任务的人代表单位或单位领导意志；难以证明符合加班审批程序；难以证明存在实质性劳动；难以量化加班时长。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立法尚未确立保护离线休息权的法律规定，劳动者离线休息维权缺少法律支撑。而传统的工时制度与休息休假制度无法涵盖劳动者离线权益的保护。

记者了解到，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虽规定了劳动者拒绝劳动的权利，但仅限于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以及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等情形，难以直接适用于线上工作。根据劳动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依法支付加班报酬。实践中，经过加班审批的可认定为用人单位安排的加班。但线上工作大多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通常未经审批程序，难以符合加班要件。

“让劳动者在下班之后拥有不被打扰的休息时间，就要赋予其拒绝用人单位通过数字工具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真正帮助劳动者从‘随叫随到’的状态中得到解脱。”王蓓说。

亟须构建系统化保障机制

“‘离线休息权’的提出和被广泛关注，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有助于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构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教授吴敏认为，应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加以规范，明确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的休息权，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离线休息权’入法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亟须建立系统化的保障机制。”

在吴敏看来，可以结合用人单位所属行业和生产特点，通过制度创新和集体协商等多种方式，区分特殊岗位工作模式及应对紧急工作需要的情形等不同情况，厘定线上线下工作时间的边界。同时，用人单位应健全线上工作管理制度，对线上加班和工时补偿细则作出明确规定，并汇聚多部门力量，加大对“隐形加班”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提高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

“技术辅助监管也不可或缺。”王恩慧建议，鼓励科技企业研发适配劳动监察的智能工具，如工时追踪 APP、电子证据保全软件。劳动者开启软件后，自动区分工作、生活状态，精准记录加班时长，为维权提供铁证。监察部门也可借此远程监控企业用工，及时发现违规，提升监管效能。

王蓓认为，充足的休息时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不仅有益于劳动者的健康，也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符合数字生产力特征的新型工作伦理，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