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 |如何看待近：中美经济增长超预期大反差
王永利/文
中美经济超预期反差
2020年中国率先遭遇新冠疫情冲击，但在举国强力抗疫后，又率先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并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抗击疫情，在主要经济体中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2.3%）。美国从2020年3月开始遭遇新冠疫情冲击，尽管推出极度宽松宏观政策，当年经济增长仍为-3.5%，中美GDP之比达到70.3%。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1%，美国经济增长5.7%，中美GDP之比进一步上升为77.3%。
2022年中国再次遭遇新冠疫情冲击并重新恢复强力管控，经济社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直到年底才基本解除。再加上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美国牵头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的封堵打压，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当年增长仅为3%。美国则全面放开疫情管控，经济社会运行加快恢复，当年经济增长2.1%。中美GDP之比回落为70.7%，基本上退回到2020年的水平。2023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5%，并没出现预期中的大幅反弹；美国GDP同比增长2.4%，并未出现预期中的严重滞胀；中美GDP之比进一步下降至64.5%，已低于2019年的66.1%（GDP之比的变化，除经济增长本身外，还受到两国货币汇率变化的影响）。这大大超出了国际社会的一般预想。
那么，中美经济增长为何在2022年以来出现超预期大反差？
这跟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不同密切相关。
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属于世界上非常封闭的巨大经济洼地，低收入、低消费、低产出、低供给，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释放，特别是依托中国成本低、政策优惠，吸引海外资本和产能进入，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活跃度增强，经济发展加快。在前期高度公有体制下，国家资源大量被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控制，大量资源开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民间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不足，经济发展形成主要依靠政府开支以及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极大地发掘出相关领域的需求和发展潜力，进而成功加入WTO，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大量涌入，推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经济发展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也带动世界经济加快发展，但中国消费中枢很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较弱。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不仅使经济率先实现止跌回升，而且为全世界抑制危机恶化和冲击做出了巨大贡献，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GDP随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上升态势。但面临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约束，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不断下降，在外需不足情况下，内需（投资和消费）无法支撑庞大的产能，投资增长也随之受到制约，由此，经济增速自2011年开始不断下滑，从2010年的10.6%一直下降至2019年的6%（即使没有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开始经济增长低于6%也完全可能）。这一过程中，为抑制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国家不断加大宏观政策刺激力度，全社会负债率随之不断提高，风险隐患不断聚集。2020-2022年连续强力抗疫，对经济社会运行和对外贸易产生更大影响，也使得企业、家庭、政府的财力虚耗巨大，社会负债率进一步攀升。在美国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封锁打压，国际局势更趋紧张的情况下，外需受到更大削弱，国内产能过剩更加严峻。由此，出口、投资、就业和消费全面受到制约，社会预期和信心受到冲击，造成经济不断下行压力增大，难以像2021年那样报复性大幅反弹。
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
美国自1980年代开始推动全球化，大量普通加工业外迁，本国越来越集中于教育、科研以及军工、金融等高附加值尖端领域，服务业加快发展，实体经济日益弱化，虚拟经济不断增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驱动力，进口成为消费品的主要来源，贸易逆差、金融顺差配套增长。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更是推动美国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交易迅猛发展，结果酿成次贷危机和全面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迫使其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和社会救助，推动全球性债务膨胀和流动性泛滥。
美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大力推动社会救助，政府负债急剧攀升，但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财力没有因疫情受到太大消耗，其消费中枢很高，社会需求依然旺盛。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量因疫情和国际矛盾加剧深受影响的情况下，202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通货膨胀势头不断增强，到2022年3月迫使美国扭转前期极度宽松的宏观政策，缩减救助力度并开始快速加息。这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推动其经济发展、股票价格上升。随着全球疫情防控解除，美国进出口物流快速恢复，其通胀攀升势头得以扭转，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呈现出良好态势，经济硬着陆预期大大改观。
中美面临不同挑战
中国前期已形成供应全球而非仅供国内的巨大产能，如果外需（出口）快速收缩（包括外资和外商快速外撤），内需（消费）难以消化这些产能，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并会进一步影响到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产业投资等）、就业乃至人口增长，这必然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房地产等多种资产价格会随之下跌，社会债务和流动性紧缩压力会随之增强，并进一步影响到就业、收入和消费的稳定与增长，由此造成出口、投资、消费同时失速，经济增长势必会大幅下跌。可以说，在巨大产能和相关就业已经形成情况下，如果外需没有好转、外资大量撤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难解除，其冲击会非常猛烈，即使实施极度宽松宏观政策也难以扭转这种局势。
美国并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其投资和消费的需求规模庞大。面对全球性产能过剩，美国要扩大进口甚至压低进口价格更容易实现，如果其将从中国的进口大量转移给其他国家，也更容易吸引和拉拢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形成联盟，所以，其经济增长更容易改善，实施刺激性宏观政策也更容易见效，并且能够在快速大幅加息情况下，不仅推动通胀率快速由升转降，而且还推动经济加快增长，似乎打破了加息在抑制通胀的同时，也会抑制经济增长甚至引发滞胀的传统结论。
然而，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尽管当前美国经济表现抢眼，但美国要与中国脱钩断链，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仍需时间并可能付出很大成本，美元高利率将维持较长时间，对世界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同时，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已久，政府负债与利息负担非常庞大且仍在扩大，同样存在巨大风险隐患，一旦爆发债务危机，将对其经济社会乃至美元国际地位产生重大冲击。面对世界格局百年剧变，美国同样面临巨大挑战。
积极稳妥应对挑战
经济发展，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共同成长，由资本、资源、科技、人力等实际水平共同决定，但根本上是由需求决定的。有良好的需求，扩大投资能够满足全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并且能够产生正向回报，就会吸引更多投资或推动技术革新、效率提高，进而扩大供给、降低成本，推动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缺乏有效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盲目扩大供给，将造成社会资源更大的浪费，必将抑制或收缩社会投资。此时即使实施刺激性宏观政策，包括扩大政府负债和投资，都是在透支未来，不可能形成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刺激效果只会每况愈下或昙花一现，加快经济恶化。
尽管当前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但中国已经形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先进的基础设施，具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与发展空间，技术研发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放眼世界，中国仍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所以，既要对当前形势高度警惕，做好一段时间内经济持续低迷、潜藏风险集中暴露、国际国内矛盾更加激化的准备，又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积极稳妥加以应对。既要加大短期宏观政策刺激力度，特别是做好困难群体救济保障，加大消费补贴（优先选择消费券），注重依托民众消费拉动有效投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要准备好并适时推出特别举措，努力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发挥维稳更大作用；同时，更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要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法治的公正与权威，减少对经济发展的行政干预和地区封锁、部门分割，推动统一大市场和公平公正营商环境建设，充分释放市场潜力和经济活力，以高质量发展吸引国际投资和改善国际关系，在激烈的国际博弈中度过难关赢得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