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盛夏，南京城外的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气息。7月13日正午，随着一声巨响，湘军用炸药轰开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城墙。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率先冲入城内，持续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走向终结。

然而，战火刚熄，尚未论功行赏，曾国藩却急不可待地奏请朝廷，要求解散湘军，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刚刚覆灭之际，就迫不及待地要解散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湘军？这位深谙权谋的晚清重臣，究竟在顾虑什么？

上图_ 举着旗帜列队的湘军士兵 甘肃

湘军的诞生，并非朝廷的主动选择，而是清廷在面临灭顶之灾时的权宜之计。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改名“天京”，声势浩大。绿营、八旗数度迎战皆遭重创，朝廷被迫启用地方团练，放权于地方士绅，以图自救。正是在此背景下，时任礼部侍郎、正在湖南湘乡丁忧在家的曾国藩被召集组建军队，从地方乡勇中逐步发展出湘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

湘军初建，曾国藩采取“将领招募制”，由将带兵，兵随将走。这种制度固然增强了战斗力和凝聚力，但也使得士兵只效忠于直接上级，而非国家。这种自上而下、以私人纽带为核心的建军方式，使湘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同时，也为中央集权埋下了巨大隐患。

湘军的强大引起了朝廷的警觉。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拥有军权、财权、人事权，在两江总督任内几乎成为江南实际上的“土皇帝”。特别是在湘军攻占天京后，军中士气高涨、战功赫赫，倘若曾国藩有二心，局势将不堪设想。

早在1854年，湘军攻克武昌，清廷一度欲授予曾国藩湖北巡抚之职。但有人上疏直言：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一呼而众万，应者如云，是匹夫拥众，非国之福。”

这番话击中要害，使得曾国藩差点仕途止步。正是这次教训，使得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他深读《资治通鉴》，了解韩信、岳飞、李光弼之流的最终命运，也洞察武将尾大不掉、兵强将大的政治危机。

因此，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藩第一时间上奏清廷，提出解散湘军。他很清楚，一支只听命于他的军队，在战后无敌可征的局势下，留存越久，危机越深。主动交出兵权，是保全自身的最佳途径。

除了清廷的疑虑，湘军本身的结构也注定其难以长久维持。湘军虽战斗力强，但其组织形式十分特殊：将兵关系紧密，兵勇效忠于将领，且“兵为将有”，将死军散。这样的制度在战争时期能提升作战意志，但在和平时期却容易引发人事纷争。

1867年，霆字营名将鲍超病重归乡，曾国藩欲任命老部下娄云庆接替。但霆字营官兵拒不接受，理由不过是“离营太久，不认此人”。曾国藩没有强行执行命令，而是直接下令解散霆字营，让娄云庆从头组建。这种人事模式固然体现了兵将之间的忠诚关系，却也使得军队缺乏系统性和纪律性。

湘军在战争中能迅速成军，靠的是血缘、地缘、师承与朋友关系的纽带。但这种“人情军队”无法维系在制度的统一之下，随着战争持续时间拉长，内部腐化、士气下滑等问题也随之而来。若不及时解散，这支军队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和失控。

湘军的崛起伴随着湖南家乡的沉重代价。十三年血战，湖南无数家庭失去亲人。

士兵们原希望凭战功晋升、封赏、衣锦还乡，但现实远比理想残酷。军饷拖欠、补给不足，使得部队靠劫掠维生。尤其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许多湘军将士清楚未来无着，便将战后的天京视作最后的“提款机”。

于是，天京陷落后的屠杀惨剧便难以避免。老弱妇孺惨遭杀戮，街头尸横遍地。曾国藩明知此情，仍选择默认，甚至默许兄弟曾国荃的吉字营在城中肆意掠夺。这场惨案令“曾屠户”、“曾剃头”的骂名流传至今。

从一支为国家而战的义军，到战后掳掠成风的军阀化部队，湘军也难逃命运的扭曲。

湘军的制度，孕育出诸如李鸿章这样的独立势力。李鸿章曾随曾国藩剿匪，后于上海抗击太平军，逐步形成自己的部队体系，最终发展出晚清第二大军事集团——淮军。相比湘军，淮军更注重组织化和近代化，采用西式武器，接受西方军事训练，体现了曾国藩军事思想的进化方向。

淮军的崛起对曾国藩而言，是制衡湘军的有力工具，也是其脱身的关键保障。曾国藩并未全力打压淮军，反而在其成长过程中给予隐性支持。

熟读史书的曾国藩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他清楚地看到，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湘军的存在价值正在消失，而它带来的政治风险却在不断增加。解散湘军，既是对朝廷的示忠，也是保全自身的明智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并非简单粗暴地解散全部湘军。他保留了部分精锐，将其改编为经制兵，其余部队则分批遣散。这种渐进式的做法，既避免了军队哗变，也为自己的政治安全留有余地。

历史证明曾国藩的判断是正确的。在他主动解散湘军后，清廷确实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荣誉和地位。这位湘军统帅最终得以善终，而他的政治智慧也为后世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