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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明

编辑|昭明

西安事变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它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徐向前元帅在晚年回忆起当年的经历时，不禁感慨道：“当时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新的长征。”

实际上，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陕北的土地贫瘠，根本无法为红军提供足够的物资支持，难以满足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成功与改编后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当时，红军的总兵力已达到1万5千多人。这些红军是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但他们面临的困难是，缺乏充足的补给。红十五军团虽然在陕北待了一个多月，情况还能勉强维持，但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却陷入了困境，衣食问题严峻，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满足。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徐海东将5000银元送给中央红军。尽管这笔款项对红军来说意义深远，但对于人数庞大的红军而言，这点钱显然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蒋介石根据命令，派遣了东北军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军面临着内忧外患，局势变得愈发严峻。尽管红军在几场战斗中获得胜利，并从东北军缴获了一些物资，但这依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然而，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已增加至几万人，这对补给问题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为了筹集生活物资，中共中央制定了西征和东征的计划，分别派出两支主力部队向东进攻山西，向西进攻宁夏，希望通过占领新区域来扩大根据地和补给线。然而，西路军面临马家军的精锐部队，由于对地形不熟，加上长途跋涉，最终惨败而归。东路军则一路过关斩将，成功从阎锡山手中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以及30余万元。

然而，这些补给对拥有几万人的红军来说仍然远远不够，革命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经过深入讨论，决定准备新的长征。毕竟，继续待在陕北实在是无法长久生存，这片狭小的土地也不利于红军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

那么，新的长征将会去哪里呢？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因为自长征以来，红军始终未能找到一个稳定而适宜的根据地。这次来到陕北，实际上是因为听闻这里有红军部队，才选择了这个地点。原本的计划还是希望通过北上获取苏联的援助。

然而，西征失败之后，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迅速调集30多万大军准备对红军发动新一轮的围剿。如果继续留在陕北，结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毛主席决定先暂时脱离陕北，制定了初步的转移计划：“首先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东进山西，或者南下河南、湖北，在外线准备一年的征战后，再寻找机会返回西北。”徐向前元帅回忆时感慨，当时大家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只能通过实践来逐步寻找合适的路线。

尽管前方充满不确定性，但红军士气依然高昂，大家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迟早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根据地。正当红军准备启程时，张学良派人前来传递消息。

原来，张学良的东北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在与红军的几次交锋中均惨败，尤其是有一位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虏。高福源经过我军干部耐心的劝导后，逐渐认识到红军的抗日立场，这与他自己的思想不谋而合。东北军此时心生不满，决定不再继续追击红军。

高福源回到东北后，与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谈。张学良也表示理解，并决定和红军进行沟通，讨论联合抗日事宜。紧接着，红军与西北军的杨虎城取得了联系，三方达成了默契。然而，蒋介石此时已亲自前往西安，依然执意要围剿红军，张学良的劝说无效。

眼看国民党军即将进攻红军，中共中央决定启程离开陕北。张学良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人劝说红军暂时留下，等待局势变化。在张学良的劝说下，我党决定推迟转移计划，尽力准备物资过冬。

最终，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扣押，迫使其转变立场，开始抗日。随后，红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决定释放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也由此展开。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继续施压，在陕北缺乏资源的情况下，红军很可能会按照毛主席的初步计划展开新长征。尽管我们对新长征充满信心，但无疑这将延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抗日形势极为不利。

因此，张学良的果敢决定，通过西安事变让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这对我军后来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曾评价他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总的来说，张学良的行动功大于过，西安事变不仅为红军带来了希望，也为抗日战线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不过，遗憾的是，张学良过于信任蒋介石，最终被囚禁终老，未能在抗日战场上实现自己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