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冯德莱恩面临的不信任投票，是一场迟到但不可避免的权力对抗。从外部看，这是欧洲议会一次象征性的程序行为，成不了什么气候；但从内部看，它无疑打破了布鲁塞尔建制派维系多年的“技术官僚治欧”的幻象。曾在德国国防部长任上因管理混乱而广受诟病的冯德莱恩，如今在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卷入更大漩涡，这并非偶然。只不过这次，她没能继续用“欧洲团结”“对抗极端主义”那套空洞说辞化解危机。

她在回应中不惜使用“俄罗斯支持者”“阴谋论”“反疫苗者”“极端分子”等标签，以期让质疑者与普京、与不理智民粹划等号。她明知这场不信任投票来自议会程序，是政治问责的基本形式，却不惜将其描绘成“对欧盟民主的攻击”。这不仅是对制度本身的扭曲，更是对政治合法性缺失的本能反应——她无法解释疫苗合同黑箱操作的问题，也不愿正面回应权力边界的问题，只能将“所有批评都归结为敌对势力的挑衅”，这恰恰是一个体制开始自我崩解的信号。

这次风波的导火索是新冠疫苗采购合同。在疫情高峰期，欧盟以紧急手段采购大量疫苗，但后来曝光的信息显示，冯德莱恩直接绕过委员会正常流程，与辉瑞公司高层以短信方式秘密商谈高额订单，金额超过数百亿欧元。相关合同条款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程序合法性与公共资源的使用透明度都备受质疑。欧盟内部审计机构、欧洲议会成员、媒体都多次要求冯德莱恩交出短信记录，却始终无果。她选择沉默甚至回避，一如既往地以“这是为了欧洲人的生命安全”来掩盖权力的失控。

欧洲议会之所以能够推进这次不信任投票，正说明这场危机不仅关乎疫苗合同，更关乎对冯德莱恩个人权力扩张路径的整体质疑。无论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移民政策的统一操控，还是在能源危机期间绕过成员国推动“绿色新政”，冯德莱恩所推行的“总统化”治理风格在短时间内集中了大量欧盟机构权力，却也逐步削弱了议会与成员国的制衡作用。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操作，在外部危机中一时显得高效，但在危机趋缓后，却暴露了明显的体制性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已经不仅仅是政策协调人，更成了政治方向的主导者，而缺乏足够问责机制来制衡。

在冯德莱恩看来，质疑者要么是反疫苗阴谋论者，要么是亲俄势力，这种二元叙事或许对外可以动员，但在欧盟内部早已失效。特别是在荷兰、比利时、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越来越多民众对欧盟机构的技术官僚主义和民主赤字表达不满。极右翼政党之所以能在选举中大幅上升，不仅因为经济焦虑和移民问题，更因为欧盟体制本身已陷入权力集中的恶性循环，而冯德莱恩恰恰成了这个过程的化身。

更关键的是，她在讲话中刻意将对她个人的政治问责，与“欧盟团结”“对抗中国与美国”“支持乌克兰”等宏大叙事绑定，这种策略并不高明，反而泄露了她在当前欧洲地缘格局中的焦虑心理。乌克兰危机的持续、能源通胀的反复、美欧数字产业之争尚未落定，中国在电动车、光伏等新兴产业的领先地位也对欧洲传统工业构成巨大压力。在多线压力下，欧盟面临的是结构性战略收缩，而不是所谓“团结对外”。冯德莱恩试图以个人强势姿态支撑这场外部斗争，但她忽视了体制内部的信任流失才是最大隐患。

这次不信任投票最终是否通过，其实并不重要。在现有议会格局下，冯德莱恩依然有足够票数保住职位。但真正的损失在于，她已经失去了跨党派的信任纽带。曾经对她“虽有质疑但仍愿支持”的中间派如今沉默，曾经选择务实妥协的绿党、社会民主党也开始在媒体上保持距离，甚至在德国国内的政治支持度也持续下滑。而她未来如有连任意图，将不得不面临更大阻力。

欧洲的制度设计历来以复杂制衡为荣，不允许任何一个机构、一个个人凌驾于议会、成员国与法律之上。但冯德莱恩的治理模式已在多起争议中一步步接近这一红线。在乌克兰问题上，她几乎成为军事与外交政策的代言人；在能源政策上，她绕过成员国直接推动绿色能源配额；在产业政策上，她以对抗中国产能为由试图重建欧洲制造，却牺牲了欧洲内部市场的多样性和公平性。这种做法本质上已经偏离了欧盟委员会作为“中立协调机构”的角色定位。

冯德莱恩的回应没有平息危机，只是再次强化了她“为实现大义可以牺牲规则”的政治哲学。她或许真的相信，支持她就是支持自由主义，反对她就是支持普京；但在经历了疫苗合同、能源危机和乌克兰战争三重考验后，欧盟内部越来越多声音开始重新审视这种高度集中化、道德化的权力结构是否真正适合一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共同体。

当一个政治领导人只能靠敌人来定义自己的合法性时，她也就失去了继续治理的资格。冯德莱恩用“捍卫民主”来回应不信任投票，这种说辞或许还能赢得几家主流媒体的支持，却已经无法说服越来越多的欧洲公民。而这场信任危机的背后，是欧盟自上而下机制信仰的崩塌，是一个“理性治理乌托邦”终结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