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三年某天，唐玄宗亲自到中书省检查政务。走进大堂的一刹那，他惊愕地发现，眼前的场景让他难以置信：厚厚的文案堆积如山，众多官员坐在一旁，显得无精打采，似乎没有任何工作的紧迫感。唐玄宗顿时勃然大怒，他怒声质问：“这是什么情况？姚崇不在，你们就开始偷懒了吗？”

这时，战战兢兢的一名官员小心地回答道：“陛下，实在不是我们懒惰，实情是姚相因私事请假离开，而我们的公文都被卢相压在那儿，无法得到处理，导致一切停滞不前。”

原来，几天前，姚崇因其儿子去世，特请了十天假。在他离开后，政事堂的工作交由宰相卢怀慎暂时处理。然而，卢怀慎虽然一心一意投入到工作中，却因为迟迟未能作出决策，致使政务积压如山。

唐玄宗急急忙忙赶到政事堂，果然见到卢怀慎焦头烂额地面对堆积如山的公文，其他几位宰相和尚书们则围在一旁冷眼旁观。唐玄宗强压怒火，朝卢怀慎问道：“为什么不及时处理这些公文？”

卢怀慎满头大汗，颤声回答：“陛下，臣才疏学浅，无法决断这纷繁复杂的事务，拖延了公文，臣有罪。”

唐朝采用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负责朝政决策、执行和监察。一般而言，宰相班子成员为五人左右，中书令或尚书仆射是首相，而“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平章事”则是副相。此时，姚崇担任首相，卢怀慎为副相。

按理说，首相请假时，副相应该承担起政务的全部工作。然而卢怀慎却因为“无法决断”而将政务全部搁置。堂堂一位资深宰相，经过多年官场打拼，怎会有如此的无能？难道卢怀慎真的是个“无能之辈”？

事实的真相令人震惊：卢怀慎确实因为个人能力的短板，难以应对庞大的政务工作。早在他当宰相后不久，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伴食宰相”。这个绰号的意思很直白，卢怀慎不过是陪着姚崇吃饭，什么实事都不做，像个软弱无能的“陪衬”。虽然这个绰号带有一定的恶意，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可以反映卢怀慎的真实工作状态。

在政事堂，卢怀慎自觉地将自己降格为姚崇的随行助手，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交由姚崇处理，而他只充当随声附和的角色。姚崇是一个极为勤勉的宰相，习惯于亲力亲为，凡事都要自己掌控。而卢怀慎在姚崇面前显得格外顺从，两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亲密的朋友，宛如一对知心的闺蜜。

这种依赖关系让卢怀慎变得越来越依赖姚崇，最终形成了“无姚则不能决”的局面。然而，当姚崇请假时，卢怀慎便暴露了自己的短板。看到卢怀慎那副诚惶诚恐的模样，唐玄宗的怒气居然消散了，他嘴角竟露出了些许笑意。

“既然如此，那就先处理这些急需处理的，剩下的就等姚崇回来再说。”唐玄宗宽容地说道。显然，他并没有因为卢怀慎的失职而过度责怪。这种包容的态度似乎是出于对卢怀慎某些优点的认可。

唐玄宗的这番宽容之举看似并无太多深意，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他独特的治国智慧。卢怀慎虽然在处理政务上存在不足，但他却是个道德高尚、廉洁奉公的官员，正符合唐玄宗对“宰相”的要求。司马光曾多次为卢怀慎鸣冤，认为他并非“伴食宰相”，而是一个真正的贤良之臣。

卢怀慎的公正与清廉，堪称唐朝官员的典范。早在担任兵部侍郎时，他便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清理了大量腐败官员，只保留了那些真正有能力的才能。在担任御史中丞时，他更是提出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对于贪污官员一律罢免，且禁止十年内再任职。在一次薛王李隆业的舅舅王仙童因侵害百姓而被弹劾时，卢怀慎毫不客气地站在正义一方，坚决支持御史的决定，最终导致王仙童受到了严惩。

卢怀慎的清廉更是无可非议。他生活简朴，甚至有时家境困窘。史书上记载他去洛阳出差时，身边仅有一布囊。一次他生病时，前来探视的朋友发现他家里简陋至极，客厅仅铺有草垫子，连门帘都没有。即使如此，卢怀慎仍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资助他人，直到去世时，家里连丧事都没有能力自行处理，最终得到了朝廷的帮助。

然而，卢怀慎的优点不能掩盖他的短板。他的道德操守无可挑剔，但他在决策方面的缺乏能力，特别是在面临繁杂政务时的拖延，暴露了作为宰相应具备的决策能力的缺失。相比之下，姚崇则是一个极为精明且果断的决策者，他在处理积压的公文时，迅速高效，展现出与卢怀慎截然不同的工作风格。

唐玄宗显然非常了解卢怀慎的局限性。实际上，他在任命卢怀慎之前，已经深知卢的优缺点，正是因为他具有极高的道德标准，且对上层阶级的贪腐深感不满，所以唐玄宗才任命他为宰相。与其说唐玄宗是看重卢怀慎的能力，不如说他更看重卢的品德。

唐玄宗的治国理念与前代不同。他并不热衷于“越位”干涉政务，而是着力于让宰相班子发挥独立决策的功能。他给姚崇足够的权力，而把卢怀慎放在一个相对“低调”的位置上，使他成为整个朝廷的道德标杆，承担起维护“雅俗”的责任。卢怀慎虽然不是最佳的决策者，但他为唐玄宗的政权提供了坚实的道德支撑。

唐玄宗的“驭臣之术”可谓出神入化。尽管他年轻，但却展现了极为成熟的政治智慧。通过巧妙的用人之道，唐玄宗构建了一个独特而高效的宰相班子，确保了唐朝政权的稳固与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