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沉重的医疗负担正迫使一些公民做出艰难抉择——甚至离开自己的国家。Jennifer Sontag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她曾因治疗克罗恩病陷入破产，尽管有丈夫的保险，一次紧急肠道手术仍然让她背上了2万美元的债务。

最终，对医疗体系的绝望推动她移居中国。2019年，她在上海因摔倒导致脑脊液漏，住院5天自费部分约为1300美元。而在美国，类似的脑部手术费用可能高达10万美元，这种悬殊令她感到荒谬。

Jennifer Sontag并非孤例。25岁的Jason Kim 19岁时因一次股癣呼叫救护车，收到5万美元账单，这次经历让他多年不敢再看医生。

61岁的Amy Willard 三次战胜癌症，但作为个体经营者，她长期陷入医保的夹缝中——剔除生活费及其他必要开支后，收入不足以负担每月600至800美元的私人保费，却又未低到符合美国政府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Medicaid资格。

最终，Amy选择移居法国。在那里，缴纳医保后，看诊自付金额仅29美元，一场严重的住院手术甚至无需预付任何费用，与她之前在美国面临的财务压力形成天壤之别。

据美媒报道，截至2023年，约92%的美国人拥有至少一种医疗保险，但超过40%的人仍背负医疗债务。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美国政府并未设定家庭医疗债务的上限。

这些尖锐的现实指向同一个结论：美国医疗系统的高昂成本已成为其经济结构的一部分，而这些巨额开支恰恰构成了美国庞大GDP的重要组成。

那么，天价医疗费是如何计入美国GDP的呢？

美国的医疗支出主要通过三大渠道注入GDP：个人消费支出、医疗保险支出和政府购买（财政补贴）。也就是说，个人自付的医疗费、商业保险支付给医院的费用，以及政府医疗支出，均被计入GDP。

以2024年为例：个人自付和商业保险支付给医疗机构的费用超过3.3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例为11.35%。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为Medicare（老年人医保）和Medicaid（低收入者医保）等项目支付的巨额资金，则计入“政府购买”部分。

这几股力量共同将美国的医疗总支出推高到GDP的约18%至20%区间内，成为支撑其经济总量的一个巨大支柱。

然而，这种对GDP的“贡献”代价巨大：经济数据的背后，是无数家庭濒临破产的恐惧、中等收入者难以负荷的保费，以及即使有保险仍难以避免的高额自费。

缺乏有效的成本控制，导致美国医疗服务价格在全球自由市场中高居首位。保险公司的复杂条款、医院与药企的高定价、庞大的行政开支——层层叠加，最终形成天文数字般的账单。

无论这些账单由个人、雇主、保险公司还是政府支付，最终都转化为GDP报表上冰冷的数字。相比之下，中国的医疗体系运作方式截然不同——2023年的医疗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为7.2%，远低于美国。

这背后是政府通过全民基本医保制度进行的强力干预与价格调控：医保覆盖大部分人口，并通过集中采购、谈判等手段压低药品与医疗服务价格。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持续下降，2023年已降至总费用的27.3%以下。这意味着，在中国，一场自费1300美元的手术，纳入医保后总费用为4762美元，而在美国却可能高达10万美元。

换言之，中国的医疗成本可能更真实地反映实际服务价值，而非被叠加利润与行政成本扭曲的结果。

这种差异直接体现在两国的GDP数据上，中国的模式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广泛的医疗覆盖，虽然同样拉动了内需和政府支出，但注入GDP的“水分”更少，金额也更低。

而美国的模式则通过高昂、甚至“虚高”的账单，“人为地、主动地”放大了经济总量。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之间数万亿美元的GDP差距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由美国医疗系统这种“昂贵且痛苦”的支付机制所构成。

因此，美国GDP之高——2024年为29.21万亿美元，今年势必突破30万亿——在医疗领域并不完全代表服务质量和国民健康水平的绝对胜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独特且昂贵支付体系的产物。它如同一把双刃剑：

既堆砌出庞大的经济数字，也留下深重的社会负担；既凸显支付体系的代价，也掩盖国民健康的隐忧。

而中国的路径，则试图在成本控制、覆盖范围与经济统计之间寻找另一种平衡。读懂医疗费用背后的GDP逻辑，我们才能理解：一个庞大的数字之下，可能既包含创新的活力，也隐藏着普通人难以承受的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