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保缴费率全球第一”。

这句流传了十年的断言，在2025年9月1日新政落地之际，再次成为全民焦虑的导火索。

当官方以雷霆手段堵住“自愿弃保”的漏洞，将外卖骑手、工厂学徒乃至早餐店帮工一并纳入强制参保的铁网时，一个尖锐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为何我们社保缴费比肩发达国家级别，而却只能享受“第三世界”级别的福利呢？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最新数据，我国社保总费率高达38.1%。

远超越南（25%）、美国（15.3%），甚至逼近高福利的德国（37.2%），在全球173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

2014年底，我国高层领导曾公开表示，“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这样一来，不仅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企业雇员，也就是打工者的压力也比较明显。

深圳某电子厂工人月薪5000元，但企业需按7384元的基数缴费，导致实际用工成本高达6956元，而工人到手的钱仅有4224元。

这中间的差价让人难以接受，由此就出现了“企业与雇员达成协议，不交社保”的现象，或者企业和灵活就业者出现断缴的现象。

与之相对的是，我国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发达国家高，或者说只有极少数人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

医疗福利方面，2020年职工医保住院政策内报销率平均为85.2%，居民医保为70%左右。

虽然住院报销率已接近韩国、超过希腊，但我国医保存在最高支付限额，超过部分需要自费，这也给部分家庭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老年福利方面，国际组织统计显示，我国老年和遗属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约为10%，而中等发达国家平均为14.3%。

居民养老金就更低了，2020年平均约为176元/月，不够一月的水电、煤气、物业费。

还有，家庭福利方面差距也十分明显。

我国家庭社会福利与住户收入的比仅为0.2%，而中等发达国家为1.7%。

另外，我国的家庭福利覆盖率只有3%，主要覆盖儿童和参加生育保险并生育的妇女。

那么，我们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主要有三大历史原因：

1、历史债务因素

1997年社保制度建立时，国企改制遗留的“视同缴费”债务高达2.8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30%。

那笔本应由国有资产填补的“历史欠账”，最终通过逐年提高费率的方式，分摊到了当代企业和劳动者头上。

2、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赡养比为3：1，即3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人员。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这一比率迅速在降低，形势更加严峻。

人社部预测，到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6亿，老年抚养比将超过50%。那时候估计1个在职员工就要养1.2个老年人了。

3、统筹层次偏低和基金缺乏保值增值手段

目前养老保险主要以省级统筹为主，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基金，导致各地基金积累结余不均衡。

沿海发达城市，养老基金结余或许比较充分，能够满足养老需求，而对于一些落后的中西部城市，面临着捉襟见肘的局面。

正是基于以上困境，才会出现了9月1日强制参保的新规。

它试图通过数字化稽查堵住企业“拆分工资”逃费的漏洞，但却意外地揭开了小微企业的生存真相：

上海一家7人餐馆因新规年增22.4万支出，相当于全年净利润的30%。

成都某纺织厂老板算过账后，连夜将4名缝纫工换成了“免缴社保”的退休返聘人员。

如今，要破解高费率与低福利的死循环，我们就必须直面三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矛盾：

1、历史债务如何偿还？

2024年我国划转1.2万亿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但仅占当年缺口的21%。

更彻底的建议是将部分央企股权直接注入个人账户，让13亿参保人成为“全民股东”，分享垄断红利。

2、费率能否因地施策？

借鉴越南经验，对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群体设置阶梯费率，企业缴费比例可降至10%。

同时允许长三角等发达地区自主提高缴费基数，避免“穷省补贴富省”的逆向调节。

3、福利如何精准提升？

当务之急是建立“社保公积金”式的个人账户可携转机制，打破城乡分割。

当安徽民工在深圳缴纳的社保，能无障碍带回老家接续时，“候鸟式参保”的荒诞剧才会落幕。

关于这一点，好像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实施，但是具体结果还不太清楚。

如今站在2025年9月回望，社保新政就像一面照妖镜，既照见了制度转轨的代价，也映出了发展模式的困境。

或许真正的答案不在于争论费率高低，而在于承认一个事实：

当经济增长无法再掩盖分配矛盾时，社保体系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修补，而是一场涉及财政、户籍、劳资关系的全面改革。

直到那天来临前，我们仍将在“全球最高费率”与“第三世界福利”的夹缝中，继续这场未竟的现代化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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