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在天京出走之后，未能延续“石敢当”的英名，反倒在各大战役中屡战屡败，最终在大渡河畔走向悲壮的覆灭。相比之下，东王杨秀清从一个目不识丁的烧炭工，成长为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不仅助力太平军定都天京，还屡次带领队伍突破清军重围，为太平天国的生存与发展立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在天京初建之际，清军设立江南、江北两大营，几乎将太平军困死城中。在北伐、西征接连失利、内外断绝的危急关头，杨秀清凭借出色的谋略与调度，组织发动破营之战，连续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不仅扭转了困局，还为三河镇大捷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势如破竹。而石达开则在离开天京后，未能复制往日的辉煌，最终在清军的合围之下饮恨而终。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要知道，论出身，石达开家境殷实，幼年接受过教育，而杨秀清不过是烧炭工，连字都不识几个；论勇敢，石达开“石敢当”的名号并非虚名，战功累累才被封为翼王；论能力，二人都不差。但结果却是杨秀清多次化险为夷，而石达开却一次失误便全军覆没。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将才”与“帅才”的区别。石达开是出色的将才，却不是合格的帅才；杨秀清则具备了帅才的远见与手腕。

所谓帅才，不仅要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更要有组织和统御大局的本事。杨秀清的崛起正是如此。早期拜上帝会在广西发展时，洪秀全与冯云山因传教而被捕，群龙无首之际，队伍濒临瓦解。危急时刻，杨秀清利用当地流行的降童巫术，扮演“天父下凡”，以“神旨”稳定人心。这一看似荒诞的举动，却恰恰挽救了拜上帝会，并让他跃升为核心人物。从此，杨秀清的机智、胆识和魄力逐渐展露，他不仅能解决眼前危机，更懂得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战略层面，杨秀清的远见尤为突出。当太平军内部争论未来发展时，有人主张回广西，有人想取河南，石达开则倾向西进四川。而杨秀清独排众议，力主夺取金陵（南京）为根本。他深知南京历来是南方经济重镇，控江南则能取资源，以此为根基，太平军才有可能由流寇转为割据政权。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极具战略眼光。太平军定都天京，确实使其政权得以延续，并在之后数年间令清政府头疼不已。除此之外，他还主导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在军事上推行《行军总要》，全面提升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与制度建设。这些都显示出他不仅是善战的将领，更是胸怀大局的统帅。

反观石达开，他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但胜利多建立在太平天国的平台之上。洪秀全的号召力与杨秀清的调度，使太平军形成合力，而石达开在其中发挥作用，因而屡屡得胜。然而天京事变后，他脱离洪秀全，试图自立门户，却面临诸多困境。首先，他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来凝聚人心，无法像洪秀全的宗教信仰那样让部众忠诚。其次，他缺乏连续的胜利来换取部下的信任，反而在多次失败中消磨了军心。再加上他后期收编的大成国残部并非嫡系，忠诚度低，战斗力有限，使得队伍更难以掌控。

最致命的是战略方向的缺失。石达开出走后一直四处转战，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始终在消耗中前行。与杨秀清定都南京的果断不同，他在关键时刻错失了建立稳固根据地的机会。最终，大渡河畔的失败不过是多年战略摇摆与人心涣散的必然结果。

综上，石达开的失败并非单一战役的失误，而是缺乏帅才的统御与战略视野所导致的。杨秀清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靠的正是临危不乱的机智、凝聚人心的手腕与高远的战略眼光。而石达开虽勇猛果敢，却始终停留在将才的层面，未能成为真正的统帅，这正是二人命运走向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