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慈善家杂志

名人办学的大溃败

2025年4月，由普莉希拉·陈与马克·扎克伯格发起的公益学校The Primary School（TPS）对外宣布：东帕洛阿尔托与东湾两处校点将在2025-2026学年结束后永久关闭。这所以“教育+医疗整合”著称、学费全免、主要服务低收入与少数族裔家庭的“实验校”走到尽头，约有400-500名学生受到影响。

权威媒体披露，主要资助方陈-扎克伯格倡议基金（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撤回持续资金是直接诱因，叠加学校内部策略与团队动荡（包括共同创办人Meredith Liu于2023年离世），最终导致其关闭。

而与此同时，英国《卫报》的报道尖锐地指出：扎克伯格夫妇在自家住宅里曾被查出违规运行小型学校，而一街之隔的公益学校却进入关停程序。这也引发了外界对扎克伯格夫妇慈善取向的质疑。

“顶级资源+创新理念”的教育实验在现实中止步，究竟败在何处？这不仅是TPS一家学校的故事，也折射出名人学校集体溃败的共性困境。

一塌糊涂的财务困境

时间回溯到2010年，年仅26岁的扎克伯格就表达了“用教育改变世界”的雄心。当年他登上奥普拉脱口秀舞台，联同纽瓦克市长科里·布克和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共同宣布向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陷入困境的公立学校捐赠1亿美元（后通过配捐凑足2亿美元）。彼时扎克伯格坚信，只要投入充足的资金并引入硅谷的创新思维，就能彻底重塑一个城市的教育生态，解决困扰低收入社区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扎克伯格夫妇。

在纽瓦克的教育捐赠试验之后，扎克伯格夫妇转而直接创办学校。2016年，他们在加州东帕洛阿尔托创立了TPS。这所非营利私立学校以“整合教育与医疗资源”为特色，面向以拉美裔为主的低收入家庭学生（约占总数61%），强调“全人教育”理念——不仅提供学术课程，还整合医疗保健、心理咨询、家庭支援等服务，试图从学业、健康、社会情感多个层面为儿童成长保驾护航。TPS实行小班教学，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并免除一切学杂费，希望通过“全方位支持”来打破贫困代际循环。这种创新模式一经推出便备受瞩目，一度被视作缩小教育鸿沟的范例。

尽管拥有扎克伯格的巨额初始投资，TPS自运营以来始终面临资金持续性难题。董事会成员、同时亦是学生家长的布鲁克·科卡（Brooke Koka）坦言，学校“一直在财务上苦苦挣扎”，除了创立时的启动资金外，很难再找到新的捐助者。财务记录显示，TPS在2022财年获得近800万美元捐款，但2023年骤降至约370万美元。与此同时，学校每年运营支出高达上千万美元——以2022-23财年为例，总开支1240万美元，折合每名学生年成本约2.8万美元。高昂的运营费用叠加捐款锐减，使学校财务捉襟见肘。

此外，TPS在与本地教育生态的融合上也遇到挑战。尽管初衷是服务社区，但学校的创新模式未能很好融入当地公立教育体系，也未获得足够的社区参与和支持。这意味着TPS缺少通过政府拨款或本土资源维持运营的渠道，一旦私人资金后继乏力，项目便难以为继。

2024年底，董事会在审视财务状况后近乎一致地通过了关停决定。这一宣布直接影响到约543名学生和近160名教职员工，数百个家庭不得不在两年内为孩子另寻学校。扎克伯格倾力打造的这个“教育乌托邦”就此宣告破灭，也令他“帮助弱势群体”的初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商界经验在教育领域水土不服

TPS的折戟并非孤例。过去十年里，多位超级富豪怀揣改变教育的雄心创办的“梦想学校”，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其中有说巨星侃爷（Kanye West）创办的超短命学校Donda Academy（2022-2023）。这所私立学校高调开张，却仅存续了264天就因创始人言行风波被迫关闭。侃爷发表反犹言论引发众怒，直接导致学校关停。事后教师还提起诉讼，曝光校园存在拖欠工资、教学安全隐患等乱象。虽然侃爷事后与部分原告和解，甚至一度传出试图复课的消息，但在加州教育局的备案中，该校目前仍显示为关闭状态。

共享办公公司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曾于2018年创建了一所号称“释放每个孩子超能力”的新概念学校WeGrow。他豪言要“改变世界学习的方式”，结果不到两年，这个项目就随着WeWork自身的崩塌而关门大吉。事实证明，这位商业天才连自身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未理清，更谈不上将教育理想落地，WeGrow也就此沦为过眼云烟。

比他们两个都要大牌的跨界创校人是马斯克与贝索斯。马斯克曾为自己的子女和员工子女创办实验学校Ad Astra，主打小班化和开放探索理念，但这所学校始终仅对内部开放，影响局限于极小范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于2020年启动了“贝索斯学院”计划，在多地开设免费蒙台梭利幼儿园，试图另起炉灶提供优质学前教育。该项目目前仍在运行并逐步扩张校网，但整体规模和影响力有限，距离贝索斯宣称的“颠覆传统教育”目标相去甚远。

马斯克办的 Ad Astra 学校。

这些名人学校接连失利，表面原因各异：有的是创始人形象崩盘拖累项目（如侃爷学院）；有的是背靠的商业帝国坍塌学校被迫关停（如WeGrow）；更多则是烧钱难续，资金链断裂后无奈停摆（如TPS）。而深层次看，办学校不是开公司，教育有其独特规律和复杂性。那些在商界无往不利的富豪们，想要在教育领域套用在商业世界的成功经验，只能落得折戟沉沙的结果。

名人特别是商界大佬办校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有三点。首先是时间维度的错配：商业领域追求快速迭代和即时回报，而教育是一个需要用多年乃至几十年验证效果的“慢变量”。芬兰教育专家帕西·萨尔伯格指出：“教育不是制造业，学生不是产品，我们无法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提高教育质量。”商业世界里，一个季度的业绩即可评判成败；但教育中，学生思维方式的养成、价值观的塑造，往往要多年后才能显现。这种时间尺度的错位，令急功近利的商业思维在教育上水土不服。

第二个原因是评估标准的差异：企业成功可以用收入、利润等清晰数字衡量，而教育成果却是多维度且难量化的。那些真正重要的变化——例如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创造力的激发、健全人格的形成——都无法简化为报表上的数字，也难以在短期内衡量。然而不少富豪办学沿用商业KPI思路，寄望通过考试分数、升学率等可量化指标来验证模式有效。一旦短期数据不理想，他们往往失去耐心或削减支持。这种衡量体系的不匹配，导致许多教育项目尚未成熟就夭折了。

最后一个原因是文化土壤的脱节：每一所成功的学校都深深扎根于社区文化。而名人创校往往试图移植某种“标准化模式”，忽视了教育的本土性和情境性。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库班所言：“教育改革史告诉我们，那些试图绕过教师、忽略当地社区的‘革命性’变革，往往以失败告终。”

扎克伯格当年在纽瓦克的捐资改革被批评为“空降式”方案，TPS在东帕洛阿尔托的遭遇也表明：如果一所由外来资金和理念打造的学校无法赢得当地家长和教育者的信任，终究难以为继。有教育政策专家指出，好心的外来者往往无意间将教育问题政治化，或因缺乏本地参与而遭遇抵触。人类学家项飚也提出“附近的消失”概念：现代人要么只关注自身，要么醉心宏大议题，却忽略了眼前的邻里社区。而教育恰恰发生在具体的社区脉络中，离开了“附近”的土壤，再远大的愿景也难以扎根。

教育实践必须深深嵌入所在社区

需要指出的是，富豪投身教育并非全然徒劳。美国许多名校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私人捐赠：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大学最初都得益于慈善家的巨额资助，扎克伯格本人就读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也是由菲利普斯家族捐建。可见，金钱投入确实能为教育提供更多资源和机会。但问题在于，仅有资金和名人光环远远不够。教育不是一场靠烧钱就能速胜的豪赌，而更像是一门需要慢工出细活的“艺术”。

TPS的溃败进一步说明，教育践行者所需具备的品质与初心不但和商界精英大不相同，也和其他领域的成功者特质有所差异。

The Primary School，学校里玩耍的学生。

首先，真正践行教育理想的人需要对教育的本质充满敬畏。相较于外来“空降”的拯救者，真正成功的教育创新往往来自对教育有深刻体悟的“内部人士”。他们明白教育无法被粗暴“改造”，学生也不是等待拯救的产品；教育更像是陪伴与引导的过程，需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在基层扎根的教师、社区领袖、家长团体往往更懂得尊重孩子成长的节奏。北京大学副教授林小英提出过“嵌入与脱嵌”的概念：教育实践必须深深“嵌入”所在社区的文化脉络，而非脱离本土需求去搞“一刀切”的方案。尊重教育自身的慢与深，用小切口、软着陆的方式润物无声地改变，才可能取得真正长远的成效。

其次，践行教育理想的人需要长期主义的耐心。教育公益不是一次性秀场，而是需要持续耕耘的慢功夫。真正的教育家往往愿意为理想投入毕生心血，而不期待立竿见影的回报。

最后，践行教育理想的人还需要对学校所在的社区充满尊重且积极融入其中。办教育绝非孤芳自赏，而是一场与学生、家长和社区的双向奔赴。教育项目唯有扎根本土，倾听并满足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无论是纽瓦克的捐款试验还是TPS的兴办过程，都多少存在“自上而下”的影子。如果在TPS筹建之初，扎克伯格团队能更多与当地教育者和家长沟通，了解社区关切、因地制宜调整方案，也许局面会有所不同。

一位教育慈善顾问将慈善比作风险投资：你需要构建项目、测试创意、小规模试点，看看什么有效，再耐心扩大规模，接受失败乃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怀揣理想的人更应虚心向一线教师和社区请教，让自己的理念融入当地土壤，而非生搬硬套外来的模式。唯有如此，教育创新才能避免沦为无源之水，而真正长成扎根大地的参天大树。

（作者系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