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与城市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尤其在城市面临着社会变革和时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化遗产，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辛亥革命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始，北京城就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近代化。民国时期，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北京市政管理逐步建立，首先是改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这对封闭的古城产生了持久而巨大的冲击。与此类似，宫殿苑囿和皇家坛庙等传统建筑也逐渐失去原有功能，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它们新的角色和定位，列上北京市政管理的重要日程。从近代北京市政管理的角度考察城墙和宫苑的兴废和利用，可以折射出传统文化在近代的遭遇及转型。

在古都的众多历史遗产之中，古老的城墙最先经受近代发展大潮的挑战

脍炙人口的京剧《游龙戏凤》有段念白“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反映的正是由城墙构筑的北京城。环绕城市的巨大城墙和城门曾经是威严和秩序的象征，在古代起着守护和拱卫京师的重要功能，也展现了帝都的宏伟气象，但到了近代就成为阻碍城市发展、限制人员物资交流的不利因素。

北京作为现代城市的诞生与市政管理机构的出现有着密切关联。明清时期北京城处于中央和地方的多个机构管辖之下，不同机构之间又有诸多重叠，这一复杂的官制体系表明北京在封建时代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城市而存在。清末施行新政虽有一些城市管理上的变革，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城市管理。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京都市政公所”。在1928年设立北平特别市之前，北京城市公共事务由京都市政公所和京师警察厅一道负责。其中，包括交通等在内的市政管理由京都市政公所直接负责，这为北京近代市政建设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自清末以来，铁路的修建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北京城的空间秩序，火车所到之处，原有的城门、瓮城、箭楼被推倒，新门也应时而被陆续凿开，城市内部交通改善的需要也加速了城墙的拆除。北洋政府初期，前门的改建成为北京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一方面，为满足交通需求，亟需打破封闭城市格局，改造正阳门，另一方面，保留古建古迹的呼声也开始出现。前门改造设计方案由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首任督办朱启钤主持，德国建筑师负责，于1915年6月开工，年底完成。改造拆除了正阳门瓮城和东西月墙，在两侧新辟城门并修建马路，广场铺设石板，并按西式风格装饰前门箭楼。改造工程曾遭不少批判，认为该工程破坏风水、过分西化且缺乏文物保护观念等。但不能否认，改造后的前门风貌焕然一新，城内交通也得到改善，在保留传统建筑和适应现代化发展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改建后的前门破除了朝廷中心观念和等级秩序，体现了平等、民主的时代潮流，是北京迈入近代城市的重要表现。

市民公园作为近代公共空间诞生

皇家宫殿苑囿和坛庙等传统建筑改建为公园，进一步体现了北京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京都市政公所在1914年成立之初便致力于“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游览之区，兴建道路，修整城垣等”，并在《市政通告》上刊载介绍各国在都市规划方面的先进经验，如推介日本安部矶雄的《公园论》及英美公园制度。效仿西方经验的北京公园既为市民提供了游憩之处，也发挥了移风易俗、怡养心性的社会功能。

在古建筑利用保护方面，京都市政督办朱启钤十分重视公园在市政和市民生活中的作用。1914年，他推动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成为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园内设有温室唐花坞、来今雨轩、喷水池等建筑和装置，极大满足了市民游憩、观览的需要。文人胡怀琛曾为之赋诗：“金瓦琼楼旧帝乡，当年春梦付残阳。至今能与民同乐，到此方知尘不扬。”民国时人常在公园内的来今雨轩谈论时局，边品藤萝饼边饮茶赏景，一时成为城内的文化盛景。依托来今雨轩形成的文化沙龙也吸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在这里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中央公园开放后，颐和园、天坛、先农坛也先后开放，大量公共文化空间的开辟构成市民文化活动的重要空间。

同样在1914年，顺天府改为京兆地区，以京兆尹为行政长官，但其功能和影响明显弱于主持市政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京都市政公所。民国历任京兆尹中值得一提的是薛笃弼。1925年，薛笃弼向内务部申请将地坛划归京兆，经多方募资后将地坛开辟为可供市民参观休闲的京兆公园，内有公共体育场、图书馆以及开阔市民视野、唤起爱国情感的“世界园”等。1928年，京兆公园改名为市民公园。相较于中央公园，京兆公园允许市民免费出入，更加平民化。除了皇家宫殿坛庙，作为封建王朝报时系统的鼓楼也得到利用。薛笃弼将鼓楼（当时名齐政楼）改为“明耻楼”，指的是1900年外国联军侵占北京曾用刺刀破坏大鼓一事，以此激励市民砥砺奋发不忘国耻。薛笃弼还将鼓楼辟为京兆普通图书馆，作为开发民智的场所，后改名京兆通俗教育馆，进入30年代，该地成为宣传抗日活动、激发爱国热情的主要市民场所。

民国时期，也有学人对于北京内外城墙的整体保护和利用提出新的思路。1928年，留美学者白敦庸在《市政述要》第四篇《北京城墙改善计划》中提出，保留城墙作为公众游观场所，从而使之成为满足现代需求的城市公园，发挥其陶冶市民情操的新式休闲娱乐场所功能。改善计划具体包括：在城墙辅以绿植、安装电灯电话等公共设施；城楼可改造为图书馆，供市民阅读和讲演；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可多辟城门，拆下来的砖石则用于铺造登城道。白敦庸的这一计划得到朱启钤的高度评价，朱启钤在为白敦庸的另一著述《市政举要》撰写序言时，肯定了白敦庸立足于国情民俗提出的市政方案，认为“是其所见，有超出恒流之上者，良足称矣”。白敦庸的这一建议与后来梁思成的提法不约而同，并体现在50年代梁思成提出的希望将北京城墙改造成环城立体公园的设想中，可惜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晏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