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东方的大清帝国和中亚的阿富汗王国，都先后与大英帝国的殖民军发生冲突。奇怪的是，面对同样规模的英军，清朝庞大的八十万常备军在鸦片战争中连遭惨败，被迫割地赔款；而阿富汗的山地部落却能在同一时期打出一场震惊世界的“喀布尔大撤退”，几乎让英军全军覆没。这是为什么呢？

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以2万殖民军发动了鸦片战争。当时的清朝疆域辽阔，人口超过4亿，号称有八十万常备军。然而，两年间清军在十三场战役中悉数败北。

在浙江定海，守军仓促应战，阵地很快失守；在广东虎门，清军炮台林立，却因火炮老旧、操作混乱，被英舰轻易突破。战争结束时，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开放通商口岸。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清军的损失数字刺眼：两万人伤亡，却只换来523名英军伤亡，其中阵亡仅69人。战败的原因，不在于兵力不足，而在于军纪涣散、武备落后，更在于满清统治阶层的麻木与短视。

同一时期，英军在西北方向发动了另一场战争。1839年，英国殖民者出于对中亚战略的考虑，入侵阿富汗。他们携带2万余人马，从印度次大陆北上，进入喀布尔，扶植亲英的沙阿·舒贾为傀儡。

起初，英军顺利控制了喀布尔，但很快激起了当地部落的反抗。阿富汗人世代生活在群山之间，崇尚勇武，部落之间虽有矛盾，却在外敌入侵时迅速团结。他们熟悉地形，善于伏击，利用山谷与峡口不断骚扰英军补给线。

1841年冬，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措手不及，被迫与阿富汗部落议和，承诺撤离。可当他们从喀布尔南撤向印度时，三万山地武士一路追击。寒冬腊月，山道积雪，阿富汗人从山顶滚下巨石，或躲在林中冷箭齐发。短短几百公里的撤退之路，竟成死亡之途。

1万6500名英军出发，最终只有一名苏格兰随军医生逃到印度。面对接应官员的询问，他无力地答道：“我就是全部。” 这场惨剧，被史称“喀布尔大撤退”，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奇耻大辱。

为什么同样是面对2万英军，阿富汗人能打得对方尸横遍野，而清朝却节节败退？

首先，军队成分不同。阿富汗武装虽缺乏统一指挥，却人人手持武器，为保家卫国拼死作战；而清军表面上兵力庞大，实则八旗兵早已丧失战斗力，绿营军虚额严重，战时多以临时征集的民壮填补，缺乏训练与斗志。

其次，社会动员力不同。阿富汗社会以部落为单位，族人关系紧密，敌人侵入即全族起兵；清朝则长期实行“防汉政策”，统治者视汉人为防范对象，不敢广泛动员百姓。百姓苦于赋税徭役，缺乏抵抗的意愿。

再次，统治理念不同。阿富汗的王公虽然内斗，但在国家存亡之际，愿意与部落首领并肩作战；而清朝皇帝与贵族关心的，是京城与自身安危。只要北京不受威胁，南方的战败对他们而言并非致命。

要理解清朝的无能，必须追溯到它的立国根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八旗军是铁血集团，能在关外集结数万精锐，靠火器与骑兵配合横扫辽东。然而入关之后，八旗子弟世代享受俸禄，逐渐荒废武艺。

到乾隆以后，八旗兵成了养尊处优的寄生集团。无论战事大小，都由绿营或雇佣民壮去打，旗人只领饷不作战。乾隆年间金川之役，清廷耗费巨额军费，动员数十万兵马，实际战斗中却屡屡失利，靠耗死敌人才勉强取胜。这种颓势延续到鸦片战争，终于彻底暴露。

清朝统治者对汉人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败局。康熙时，面对灾荒，他劝百姓少吃一顿饭渡过难关，表现出冷漠与轻慢。雍正更是认为“灾荒乃世间常事”，拒绝赈济。这种心态说明，统治者从未把汉人当作国家的主人，而只是役使与防备的对象。

因此，在外敌入侵时，他们担心的是汉人借机造反，而不是如何团结百姓共御强敌。结果，清军不得不单独迎战，失去了最广大的社会支持。

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名义上八十万人，实则虚弱不堪。八旗兵二十万，完全失去战力；绿营六十万，空额占大半，军中充斥着市井无赖。军械更是落后，连两百年前吴三桂留下的仿制西洋火炮，都比当时的清军装备先进。

与此同时，欧洲已完成工业革命，蒸汽舰船横行海上，新式火炮威力惊人。清军面对坚船利炮，只能望而生畏。两者差距，已不可弥补。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阿富汗。虽然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但社会凝聚力极强。部落首领与民众之间没有鸿沟，战斗往往是举族而起。

喀布尔陷落后，阿富汗人没有被吓倒，反而利用山地优势对英军展开围剿。士兵倒下，百姓顶上；战斗失利，部落重新集结再战。正是这种全民抗争，最终让英军惨败而归。

清廷战败后，并未痛定思痛，而是迅速调整方向：对内继续高压统治，对外则依赖列强。洋枪洋炮被用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海关关税交由洋人管理，以换取列强对其统治的承认。

在这种格局下，清廷成了“替洋人守土的官长”，以出卖主权换取苟延残喘。表面上延续了六十多年国祚，实则让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

阿富汗的“喀布尔大撤退”，成为英帝国史上的笑柄，但阿富汗人因此保住了独立；清朝的鸦片战争，则开启了长达百年的屈辱。

如果说1840年时，中西之间的差距尚可通过改革缩小，那么到20世纪初，差距已扩大到不可追赶。清廷的腐朽与苟安，让这个号称“天朝上国”的帝国，最终崩塌在列强的枪炮与内乱之中。

阿富汗人以血战赢得独立，清廷则以妥协换来短暂安稳，却留下无尽的耻辱与烂摊子。丧权辱国的条约、失去的藩属国、割让的领土，至今仍提醒人们：没有团结的民众，没有有效的动员力，再强大的疆域与人口也不过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