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军事体系存在独特的双轨制结构，这种特殊体制的形成要追溯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目前伊朗的武装力量主要由两大系统组成：伊朗国防军负责传统国防事务，统管空军、海军等常规部队；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专注于国内安全事务，并掌握着导弹、无人机等非对称作战力量。

这两大军事系统在资源分配上存在严重失衡。以2023年军费为例，伊朗全年军费总额约100亿美元，其中国防军仅获得10-20亿美元拨款。这笔经费对于维持老旧的F-14战机等装备都显得捉襟见肘，更遑论采购新型装备。相比之下，革命卫队不仅享有政府拨款，还通过旗下企业涉足建筑、通信、能源等多个领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2025年伊朗军费激增至30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流向革命卫队，用于扩充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国防军获得的拨款虽有所增加，但与其实际需求相比仍显不足。这种资源分配不均的根源在于伊朗的能源产业控制权。作为全球石油储量大国，伊朗本应拥有充足的国防采购资金，但革命卫队对国家石油公司的深度控制，使得大量石油收入未能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

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伊朗国防军面临诸多困境。由于资金短缺，他们不得不通过黑市采购战机零部件，F-14的涡轮叶片等关键部件不仅价格昂贵，质量也难以保证。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等国通过天然气资源置换武器装备的模式更为灵活高效。中国在军贸领域经验丰富，曾向巴基斯坦出口歼-10CE战机，采用资源抵债的交易方式。但伊朗特殊的双轨制体系增加了交易风险，国防军即使有意采购先进战机，也常因资金和资源调配问题而受阻。

台湾前立委、军事评论员郭正亮在2025年6月的视频中特别提醒，对伊朗军售应采取现金交易方式。他指出伊朗面临外汇短缺、国际制裁等多重压力，国防军预算紧张可能导致付款困难。这番分析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考虑到伊朗对歼-10CE战机表现出的采购意向。

伊朗空军现代化进程也面临挑战。虽然2023年就计划采购俄罗斯苏-35战机以替换老旧的F-14机队，但受俄乌冲突影响，交付进度严重滞后。直到2025年初才确认首批24-30架的订单，实际交付数量更少。这种状况促使伊朗将目光转向中国的歼-10CE战机。

在中东地区战略格局中，中国需要谨慎平衡各方关系。伊朗的军购需求虽然存在，但必须考虑与海湾国家的关系。2024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贸易额达2880亿美元，这些因素都需要在军贸决策中加以权衡。郭正亮提出的现金交易建议，正是基于对伊朗特殊军事体制和地区形势的深入分析，为防范交易风险提供了务实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