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徐则臣的《北上》是一部以大运河为主题的长篇小说,2019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不久前,徐则臣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关于大运河历史与文化的深度分享。
徐则臣在演讲中。(图片由“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提供)
『我是运河的“孩子”』
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大运河。
一个作家选择某个题材或者对某方面感兴趣,一般都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说自己是运河的“孩子”,可能有点高攀了,但是从情感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我是江苏连云港东海人,从小在河边长大。我家的屋檐后面就是一条河,叫后河。从后河往北走大概50米,又是一条河,再往北100米又是一条河。我小的时候,人家问我去哪儿了,我就说去了哪两条河的中间。这是我独特的定位方式,因为河流是最醒目的地标。
对农村孩子来说,河流还是我重要的玩伴。我小时候放牛,不爱走正道,喜欢抓着牛角游过河。夏天,我经常在河里游泳、摘荷花。秋天,在河里挖藕。到了冬天,则在河面上溜冰。我的自行车骑得特别好,就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在冰上骑自行车。
后来我念初中,初中校门前有一条河,叫石安运河。那是江苏省内最大的一条人工河,这条河沿着我们学校从东往西流。所以,很多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最初的名字就叫《河水向西》。
上初中时,冬天没有暖气,自来水管冻住了,早上我们就端着牙缸和脸盆往校门外跑,在运河边上蹲成一排刷牙洗脸。因为运河的水流得急,所以轻易不结冰,还散发着一点热气。中午我们经常在河里游泳,尤其是夏天。打架也是在河里打,随便在河边捡一条船,两个人划到河中心,就在船上打架。谁输了就一脚被踹下去,最后胜利者划着船回来,失败者就自己游回来。
后来我去淮安念大学。淮安是“运河之都”,运河离我们学校的大门口步行只需10分钟。我天天走在河道两岸,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因为我对运河比较熟悉,所以京杭大运河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很多小说的一个背景。
『隋炀帝的野心和魄力』
“千里长河一旦开”,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胡曾的咏史诗《汴水》。它的下一句是“亡隋波浪九天来”,也就是说,这条河开凿了以后,隋代就因此灭亡了。还有一首唐代皮日休写的诗,其中一句“尽道隋亡为此河”,也是说隋代因这条河而灭亡。所以大家都认为,隋代的灭亡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中国最早的运河不是隋唐大运河,而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也就是从今天的扬州到淮安的古运河。为什么会开凿这条运河?因为吴国地处江南,水网密布,吴王夫差想北伐中原,就要解决粮草补给的问题。因此,他在扬州到淮安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可以为运送粮草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到了隋代,隋炀帝发现,中国南北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非常大。隋炀帝在当皇帝之前,长期担任扬州总管职务,在扬州待了10年,深知江南的富庶。所以,他就想了一个非常有魄力的计划:通过开凿一条大运河,把中国南北沟通起来。
在这条大运河诞生之前,从杭州到北京要跨越五大东西走向的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以及海河,可以说交通非常不便。同时,这些水系的天然隔绝,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极度不平衡。隋炀帝要打破这些水系带来的阻隔,促进南北的深度融合,实现全国一盘棋。所以说,隋炀帝绝非仅仅是为了“看琼花”而倾举国之力开凿隋唐大运河,其背后是宏大的国家战略与惊人的想象力。
当然,开通大运河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隋炀帝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大业元年至六年(605年至610年),隋炀帝动用百万百姓,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在古邗沟的基础上,从涿州(今天的北京)一直到杭州,把隋唐大运河给挖通了。当时,南北方打了很多年仗,天下刚太平,百姓都希望休养生息,所以,挖运河这么大的一个超级工程,搞得民怨沸腾。再加上隋炀帝频繁对外发动战争,民不聊生,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隋炀帝本人也在扬州被诛杀。
尽管隋朝因急于求成二世而亡,但这个短命的王朝却为中国作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这条“千里长河”成为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奠定了后世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基础。
『“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今天我们讲的大运河,其实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
京杭大运河是元世祖忽必烈让郭守敬负责规划、开凿的。它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重新疏浚,裁弯取直,在北京和杭州之间拉了一条直线。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浙东大运河则西起杭州,东至宁波甬江入海口。
大运河开通后,从南到北变得特别迅捷。这种迅捷带来的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影响。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运输,尤其是漕运。《说文解字》中说,“漕者,以水转毂也”,就是用水来运粮食。因为粮食大多产自南方,所谓“苏湖熟,天下足”,苏州和湖州的粮食丰收了,大家就都有吃的了。所以,有了大运河后,3个月左右就能将粮食从南方的鱼米之乡运到北方。
但是后来随着海运发展起来,漕运渐渐式微,所以这条河慢慢变成一条贸易之河。根据沿途的考古发现,大运河沿线运送的货物繁多,包括瓷器、丝绸、茶叶、木材、砖瓦、服饰等等。
以明代初期修建紫禁城为例。紫禁城的宫殿由一块块大青砖铺设而成,这些青砖都是山东临清烧制的,被称为“贡砖”。临清原先只是一个运河沿线的小村庄,但这个地方的土质为黄河冲积形成的“莲花土”,具有质地坚硬、耐腐蚀的特性,特别适合烧砖。于是,临清迅速崛起。据说鼎盛时期,临清的窑址沿运河两岸分布,有官窑数百座,年产城砖百万块。
故宫的金銮殿有一种地砖叫“金砖”,因敲上去能够发出金属般铮铮的声音而得名。这种砖是在苏州烧制的。还有,瓦是在无锡烧制的,木料是从西南地区长途跋涉运过来的。整个北京城的建设其实与大运河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北京是一座大运河上漂来的城市。”
正因为有了大运河,很多沿线的小城一跃而成为繁华的大都市。比如沧州。京杭大运河在沧州流经的距离是最长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河道不是直来直去的,有很多弯,一两天走不完,所以沧州成为当时“江船可达,胡商云集”的水陆枢纽。
大运河沿线的城市一般相隔五六十公里,因为一艘船一天所行五六十公里,白天出发,晚上靠岸休息,并采办第二天行程所需的东西,于是,一个码头往往就发展成了繁荣的市镇。大运河沿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可见运河对整个中国经济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人们在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参观。 (新华社发)
『沿运河分布的文学史』
除了政治、经济外,大运河还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有个故事特别有说服力。当年有一个苏州人叫汪琬,在京城做官。有一天,翰林院同事一起聚会,相互说起自己的老家有什么特产,有什么好东西。等大家都说完了,汪琬才开口说:“苏州特产极少,仅有两样:一是梨园子弟,二是状元。”大家一下子都不吭声了。
从清代顺治三年开始开科取士,至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整个清代260多年间,一共出了114位状元,苏州就有26位,占了近1/4,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济,物产丰富,生活富足,才有余力去发展教育。而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交通,靠的是运河,交通便捷,人才汇聚,才造就了苏州的繁盛。
曾经有人说过,“一条大运河,半部文学史”。可能更确切的说法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文学史,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沿运河分布的文学史,因为重要的作品、重要的作家大多出自运河沿岸。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运河是人才和信息的汇聚地。
宋代以后,运河沿线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汇聚到运河两岸。《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的基础上整理再创作而成的。正是因为它们的作者身处运河沿岸的信息枢纽,运河如同那个时代的“互联网”,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长期居住在淮安,《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是施耐庵的学生,长期随老师在淮安生活,他们的作品都是在“运河之都”淮安写成的。
小说《金瓶梅》以山东临清为背景,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唯一没有农民的小说。因为,随着大运河带来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小说中的西门庆最初以经营生药铺为主,后来逐步扩展为多元化的商业帝国,涉及当铺、绒线铺、缎子铺等多个领域。所以,《金瓶梅》是一部以城市市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第二,运河是创作与传播的通道。
运河沿线经济发达,教育兴盛,文人辈出。同时,发达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术也多沿河分布,比如扬州的雕版印刷业是当时最兴盛的。文学作品一经诞生,便可借助便利的漕运和商旅,迅速传播至大江南北。
第三,运河是作家生命体验的源泉。
曹雪芹家族的兴衰与康熙南巡及运河漕运密不可分,没有那种“钟鸣鼎食”到“一贫如洗”的极致体验,便没有《红楼梦》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虚无与空茫。甚至,看似与运河无关的《聊斋志异》,也源于蒲松龄唯一一次沿运河南下宝应做幕僚的经历,他在此间的见闻与情感受挫,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灵感。
这么多的文学作品都产生在运河边上,说明作家与运河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运河,可能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四大名著,没有《金瓶梅》,没有《三言二拍》《聊斋》。这些作品是我们的精神养料,是我们的知识背景,是我们中国人认识世界、培养审美、确立价值观的基础。
『我欠大运河一份情』
《北上》是一部以京杭大运河为主角展开的长篇小说。我为什么会写这部小说?因为之前,大运河一直是我小说中的故事背景,写多了以后,我总觉得欠它一份情,所以我决定把这条河流作为小说的主角,也算是还一个债。
不过,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当我用放大镜和望远镜重新打量这条河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对这条河的了解远远不够。所以,我不得不重新做功课。我看了近70本有关大运河的书和资料,然后把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走了一遍,有的地方走了还不止一遍。
走读大运河,让我真真切切地了解了那些书中的抽象描述。比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南旺分水枢纽,在今天山东的汶上县。那是整个运河最高的地方,被称为“水脊”。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最高和最低的地方落差达40米。因此,这段运河开挖后,因水浅难以通航。明朝初期,工部尚书宋礼和汶上民间水利家白英经过勘察,巧妙地在戴村筑坝建分水工程,从而保证了南北过往船只顺利通过。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条河到底是从南流到北,还是从北流到南?其实,它既不是从南流到北,也不是从北流到南,它是一段一段的人工河,每一段河的流向都取决于它的水源。因为水源与河流之间有落差,所以水源在哪里,水就往哪里流。在这一路上,钱塘江是它的水源,太湖是它的水源,洪泽湖是它的水源,微山湖也是它的水源,所以整个运河的流向特别复杂。
还有,大运河不是我们想象的浩浩荡荡的样子,像长江、黄河一样宽阔。在比较窄的河段,大运河的宽度只有30—40米。因为运河一开始用于漕运,河道不能太宽,否则到枯水季漕船无法通过。而且,很多地方需要用纤夫来拉船,河道也不能太宽。
有一年夏天我去德州出差,顺便到运河边去看看。我看资料上写着,这个地方有运河的古河道。但我到那里才发现,路边只有一排大杨树。我向杨树底下的一个山东老汉询问,老汉拿着蒲扇,在眼前一划,说:这就是河,我小的时候经常在河里玩,后来河道慢慢淤塞了,最后就变成了一条路。一刹那间,这条河的命运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沧海桑田、时移世易的巨大变化。
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还了解到,这条河不仅对中国,也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建设,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调节水位的方式都是参考了中国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一些水利工程。这是大运河为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们的“乳母”大运河』
最后,我想来说说我们每个中国人和大运河的关系。
几个月前,我到江苏开会,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老是说大运河文化,而不是说大运河工程呢?
我这样回答:当它起到功能性的作用,比如运输、灌溉、水利以及小环境的调节时,它的确是一个工程。但是,当这个工程历时2500年,它就从功能性慢慢升华到了文化的意义上。它超越了最初的漕运功能,全方位地重塑了沿岸的经济模式、城市形态、社会结构,改变了整个区域的政治、经济面貌,它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它甚至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到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由此,它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东西,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符号。
我一直说,黄河、长江固然非常重要,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得以繁衍。但是,大运河对中国南北的沟通,更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后天成长。如果说长江和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的话,那么大运河起码是我们的“乳母”,在后天给予我们营养,让中华民族慢慢变成今天的样子。
大运河所承载的,不仅是货物与城池,更是贯通、融合、开放的“和合”精神。它像一条“纲”,提纲挈领,将中国250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清晰地拎起。它塑造了中国人不尚隔绝、力求沟通的内陆思维与“大一统”的民族认同感。基于这些原因,大运河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去认真了解。(万叶)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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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曹宇
编校 延晨 徐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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