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名家王汝刚在梁定东从艺六十周年研讨会上提出，滑稽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亟须建立“新四功”。新民晚报忠实读者刘德亮是一位爱好文艺的80后，尤其对海派艺术情有独钟，他看到后，给新民艺评编辑组发来了自己不同的声音。他写道：

看了王汝刚先生最近提出的这新“四功”，有不同看法，直抒胸臆：

首先，其他三功皆认可，前二功是百年来最基本的，谈不上“新”。最后的“可写”倒是需要强调和引领，当年姚周、杨华生、龚一飞、筱声咪、王辉荃等多少都是可写的，只是方式、程度不同而已。“写”不一定就是要会创作剧本，也包括善于二度创作，善于出好的“噱头”，因为滑稽的根本就是“噱头”，就是让人笑，否则剧本写得再文字优美、文章漂亮，也是空谈，并不是作文竞赛。

至于“善辩”，个人并不认同。

首先，滑稽戏、独脚戏不是辩论赛，为什么要善辩？这与这门传统艺术毫无关联。其次，因为当今滑稽低迷、遭人诟病，而要“善辩”，掌握话语权，心里可以这么想，但当众这么说，而且要作为基本的“四功”，就不太合适了。滑稽的低迷，纵然有客观的原因，但更应从自身找原因、寻方法，比如其提出“可写”就是对的，实实在在，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要站在受众对立面，靠“善辩”来立身，而不是真本事立身，那就本末倒置了。而且这一说法，传导给一些本就不上进的青年滑稽演员，更是会从“善辩”到“诡辩”，好像问题都在外头。

所以，对王汝刚先生提出的“善辩”并不理解，更不认同。与其“善辩”，不如“善变”（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变化，或者勇于打破自己的老路，多在专业上下功夫）。

“善辩”就是给退步找理由、给懈怠找借口、给无能找“本事”，实在不敢恭维。

一家之言，却出于肺腑。

艺术的生命力，既在于创作者的自觉革新，也离不开观众的真诚反馈。这封来信，正是一位普通观众对本土艺术如何“常演常新”的关切。而当我们把信息反馈给王汝刚后，他很快撰文回答并阐释了“新四功”的内涵，这也让我们感受到，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永远需要在与时代的对话、与观众的互动中汲取养分。

现将王汝刚先生的全文刊发，也欢迎更多读者朋友加入这场关于滑稽艺术、关于海派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讨论。——编者

近期，年届八十岁的资深编剧梁定东先生从艺六十年，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等单位举办《又见红茶坊》《一见你就笑》曲艺专场，集中展示梁定东部分获奖作品，五场演出戏票全部售罄，新老观众济济一堂，欢声笑语，煞是热闹。全国广播首届“金话筒”奖得主叶惠贤评价梁定东“个子不高智商高，言语不多作品多，自己不笑观众笑”，言简意赅，恰如其分。

在“梁定东作品研讨会”上，市文联领导为他颁发纪念奖牌，专家祝贺令人捧腹：“希望梁定东成为中国的‘梁氏（莎士）比亚’，不仅有一世，还有二世，三世……”这一切深深感染了我们这些从艺多年的老演员，大家心怀温暖，感恩时代，感恩观众，更加感恩党和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关爱。

好几位老中青艺术家相继发言，我受到启发，也即席发言，感谢梁定东坚持六十年默默无闻，不计报酬，为造就几代名家笑星甘作幕后英雄的行为表示崇高敬意，还特地送来一箱新鲜苹果，请大家分享，寓意梁定东先生“笑果累累”，佳作迭出。同时，我提出一些想法，虽说是即席发言，却是我从艺多年的一点心得，有待批评，欢迎指正，期待完善。

众所周知，滑稽表演注重传统技艺，讲究“说学做唱”，这与相声艺术“说学逗唱”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滑稽还是相声，演员通过舞台表演展示扎实的技艺，永远是个人艺术取得成绩，获得观众喜爱与肯定的基础。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传统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人民呼唤舞台出现新一代名家大师，从高原走向高峰，实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传统文脉。对此，我认为，新时代的滑稽演员，若仅学习“说学做唱”四门功课，似乎还不足以把握时代要求，做出新的成绩。希望在“能演，会唱，善辩，可写”四方面发力，试称为“滑稽新四功”，以此推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创新、融合、发展，通过出人出戏，为优秀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首先是“能演”，希望滑稽演员能提高思想内涵，准确把握表演尺度和分寸，不能为了舞台效果而不顾人物，不顾情理地卖弄噱头，而是积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在塑造人物方面下足功夫，噱头要为人物性格与感情服务。可以说，滑稽界从来不缺好演员。在近期走红的沪语影视《繁花》《爱情神话》《菜肉馄饨》等作品中，都出现了滑稽演员的身影，他们出色的表现，为作品增光添彩，受到观众欢迎。本人虽然长期从事舞台艺术，偶尔也会客串一些沪语喜剧电影的拍摄，如《股疯》《股阿股》《考试一家亲》等，自以为能对“推广普通话，保护地方话，学会外国话”的语言环境作些行为支撑。但是，运用谦称“评弹老听客”的陈云同志对曲艺作品的鉴赏办法，作一番“交流，比较，反复”，再对照自己的影视表演，不得不承认，在塑造人物方面，与专业的影视剧演员相比，差距不是“一眼眼”。这不是我自谦，人贵有自知之明。

“会唱”，每个滑稽演员都是传统戏曲的实践者、传承者、守护者，在滑稽艺术中，对演员的基本要求，是会唱“南腔北调，九腔十八调”。但新时代对文化工作者要求更高，不仅要会唱各种戏曲、歌曲，还应当对各种濒临失传的珍稀艺术加以挖掘和传承，如苏州文书、湖州三跳、南方歌剧、钹子书、挖花牌、小贩叫卖，甚至宗教科仪，梵音呗念……都应当有所了解、学习。不如此，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强大威力？毕竟AI技术不仅能还原影像，更能模仿人声。只有所学的艺术越多元，积淀越丰厚，才有可能“更胜一筹”。有人问我，要求这么高，你自己能做到吗？说实话，我也依旧在学习之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毕竟，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坚持曲艺事业，初心不改，愿为文脉传承尽绵薄之力。

“善辩”，滑稽演员擅长传播口头语言，从古到今，无不如此，春秋战国时期优孟衣冠可警醒君主；汉代的东方朔伶牙俐齿，自圆其说，反话正讲，滑稽突梯，能针砭时弊；明代的柳敬亭描写刻画，微入毫发，寓爱憎褒贬于家国情怀之中……先贤运用语言艺术的智慧而名垂千古，能言善辩的机巧，生动有趣的故事流传至今，被尊为中国曲艺的鼻祖。

一个好的滑稽演员，不仅要求口吐莲花，妙语如珠，还要把语言变化为智慧与机锋，正如司马迁在《滑稽列传》中所说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记得相声大师侯宝林首次赴港演出，有位记者泼冷水：“请问侯大师，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他们会来剧场看戏吗？”侯大师一派儒雅风度，即刻回复：“听不懂的不会来，能听懂的都会来。”姚慕双、周柏春两位滑稽大师在评论某部不成熟的作品时，只用寥寥十个字：“滑稽戏不滑稽，真叫滑稽。”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滑稽大师杨华生先生在西安某大学授课时曾说过：“笑声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益的笑，第二种是有害的笑，第三种是既无益又无害的，所谓一笑了之。我认为，应当提倡第一种笑，反对第二种笑，保留第三种笑。”作为杨华生大师的学生，我经常会引用业师这番精彩的理论，以此启发学生，并与大家共勉。

前辈智慧的语言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所谓“善辩”，并非“诡辩”“狡辩”，更不是为不作为、不进取找寻“躺平”的理由与借口，相反，希望滑稽演员珍惜自己每一次“开口”的机会，积极为百姓言，为时事辩，为生活歌。虽然通俗与庸俗不过一字之差，然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可不察。在今天，新一代滑稽演员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为指引方向，加强理论研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结合时代精神，变化语言，丰富词汇，适应语境，积极探索创新。滑稽演员作为口头文化传播者，在新时代、新舞台、新媒体的传播过程中，应当理直气壮去守正创新，积极发挥语言艺术的优势，演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说老百姓心里想说的话，通过艺术之“辩”（也可视为“变”），把通俗有趣的滑稽艺术提升为充满智慧的幽默文化。

最后是“可写”。不少专家学者都承认，写喜剧比写悲剧更难，难在哪里，不可一言蔽之。但是，滑稽艺术的创作方法是颇为特殊的，从前辈成功经验来看，其创作流程是：先由编剧提供大致故事框架，召集主创人员一起座谈，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大家的艺术积极性，群策群力使之完善，然后，编剧从中采撷精华，形成二度创作，演员则根据这一较为成熟的剧本搬上舞台，并在演出过程之中不断修改，打磨完善。由此看来，在创作一部优秀作品的过程中，作为演出者，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了。滑稽表演艺术大师笑嘻嘻虽是千度近视眼，硬是戴上眼镜，拿起放大镜，写出了十几万字的“镜品力作”，令人感动。因此，专家在评论某位名家大师时，常常会说他“有一支笔”或者他“有两把刷子”。所谓的“可写”，就是提倡表演者与编剧积极配合，主动参与案头创作，并在演出过程中结合观众反应、剧场效果甚至时事变化，常改常新，打磨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艺术精品。

所谓滑稽表演“新四功”的拙见，是不成熟的一家之言。但是，高楼大厦平地起，添砖加瓦皆贡献，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年过七旬的我总想为保护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尽绵薄之力，因此说出了几句心里话，借此抛砖引玉。衷心希望新一代滑稽演员能做到心有人民，口有华章，笔有神采，胸有担当，通过守正创新的艺术作品，重塑滑稽艺术在当代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