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事实上，长久以来在社交媒体上，关于“生还是不生”，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面对当前国内低生育率的人口困境，如何破解生育焦虑、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就在经济工作会议同期，南都N视频记者关注到，因长期积极倡导“积极婚育观”而被民间称为“催生办主任”的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其个人视频账号也上新了一期生育话题。他请到的嘉宾，是运世达医疗集团董事长史晓明以及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首席研究员黄文政。

这一场跨界对话，围绕社会生育焦虑的命题，从个体选择、教育理念到公共政策，探寻社会系统性破局之道。

“对话多孩生活”，是梁建章从今年9月起发起的一档对谈类节目，嘉宾都是多孩家庭父母：3孩教师妈妈，4孩“90后”妈妈，6孩律师妈妈……最新一期的嘉宾史晓明的经历，更是堪称戏剧性拉满——这位8孩妈妈，曾经却是一个看着小孩都要绕着走的人。

这也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启发。与其在横飞的观点中摇摆，不如重新审视最真实的生活。当公共讨论陷在“生还是不生”的纠结情绪中时，除了要问问不生的人，也不妨看看这些已经生了并且乐在其中的人。

“爱催生”的梁建章，再加上一位有8个孩子的妈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场对话都足够有话题度。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与运世达医疗集团董事长史晓明以及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首席研究员黄文政对谈。论坛方供图

都说年轻人“不想生” 他们到底在纠结什么

至少在35岁以前，史晓明都没想过生孩子这件事，“甚至有些讨厌小孩子”。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春节，在给亲戚拜年时，她遇到了一个中国式聊天的最高频问题之一：怎么还没生孩子。

史晓明回答挺干脆，“着什么急呢，过了45岁，等想明白了再说。”亲戚告诉她，不用等到45岁，过了40岁，就算想要，可能也没机会了。史晓明心想，那就生一个试试，“管他什么小魔怪，都接着。”但只生一个，似乎有些孤单，那要不就两个吧。

新世界的大门再也关不上。如今，史晓明是一位8孩妈妈。每天回到家，孩子们都会争相扑上来拥抱，这样的场景也带给史晓明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幸福”。

在职业生涯中，从事医务工作的史晓明曾经为魏则西父母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再获一子，也曾携手过60岁诞下双胞胎女儿的中国最高龄产妇盛海琳女士做过公益。即便如此，她一直强调的却是，年轻的女性们一定不能把这样的个例当成常态，“生育的窗口期，是真的会关闭的。”

让她和同事们常常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个接触过程中，她们遇到过不少受一些片面信息误导、错过理想生育周期的女性，甚至有人在40多岁后依然深陷焦虑、仓促咨询求诊。

这或许也是一个最具现实意义，也最有价值的提醒：生孩子的想法，可以是夫妻之间共同商量，但生孩子这个过程，只能由女性来承担。生与不生，可以自由选择，但什么时候生，并不可以自由选择。

当然，对于那些现在决定不生的女性，应该予以尊重，但是，如果条件允许，也不妨尽量给未来留一些选择的余地。

但在个体的幸福体验之外，史晓明也坦言，当代年轻人面临的生育焦虑和压力很难被忽略。对话中，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首席研究员黄文政问史晓明：如果回到20多岁，会多生几个孩子吗？

史晓明给出的回答，正是当下无数年轻人面临的纠结：“让一个20多岁、正在打拼的员工去生育，有太多很难平衡的事情，比如时间，比如钱，就是挡在生育意愿面前的两堵高墙。”

换句话说，在史晓明看来，年轻人挂在嘴边的“不生”，并不能简单归为“不想生”。

也就是说，年轻人其实心里也想生，或者不排斥生，但是，担心时间不够、钱不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现实，而是一代人的焦虑。

11月6日，在山东省邹平市黄山实验幼儿园，托育班的小朋友在做摇铃操。 人口大省山东聚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需求，积极构建“1+N”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通过发展托育机构、增设幼儿园托班、布局社区嵌入式托育等模式，搭建起多元化的托育服务网络。 新华社发（董乃德 摄）

让年轻人想生、敢生 政策“组合拳”还可以下哪些“绣花功夫”

从各地出台的政策来看，破局的思路，也正是沿着这两个痛点在展开。

一是解决钱的问题。

从今年12月上旬开始，超过3000万3岁以下的中国孩子们，陆续为父母们“挣”回了人生第一笔回报，一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

二是解决时间问题。

按照国务院新闻办今年通报的最新数据，各地产假普遍延长到了158天及以上。如果是顺产三孩，假期更是将达到218天。除此以外，围绕生育、养育、教育、医疗、住房等，一个围绕人口全生育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政策组合拳，已经初见雏形。

所有的投入，只有一个目的：减轻育儿焦虑，让年轻人们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

对于“育儿焦虑”，史晓明深有同感。作为一家大型医疗集团的董事长与创始人，史晓明与她的同事们，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即将成为父母，或者想要成为父母的人群。

她认为，要提振生育意愿，舆论氛围非常重要。“关于养育孩子这件事，现在负面信息太多，加剧了年轻人的恐惧，应该有更多正面引导，减少生育焦虑。” 她同时建议通过个税减免等方式，直接减轻多孩家庭的经济负担。黄文政则更进一步，强调了长期、可持续的现金补贴的重要性。

除了更友好的舆论氛围和生育政策，长期关注人口发展的梁建章还认为，在政策与社会层面，给年轻人们的实质性支持方面，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整个社会的资源，都更要向年轻人倾斜。比如综合运用税收减免、住房政策倾斜及扩大普惠托育服务等，让年轻人们的生育阻碍，少一些，再少一些。”

长达20年的教育焦虑“长跑” 如何让年轻父母轻装上阵

不过，到底生不生，横亘在年轻人们面前的两堵高墙，并不只是时间和钱。

又或者说，这只是两个相对表象、更容易被看见的变量。

在梁建章邀请的多孩家庭里，不止一位父母，都提到过教育焦虑——一个无法用时间和钱解决，但是又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

但比这个问题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被提前假设的育儿焦虑，最终却是通过生育得到了解决。

梁建章曾经访谈过的一位4孩妈妈，就曾身陷教育焦虑长达２０年。这种焦虑，源自天下所有父母最朴素的一份期待：谁不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呢？但所谓好的未来，按照传统的定义，往往沦于代指学业的成功。而且，如果只生一个，这份学业的期待，很显然将被寄托在这唯一的孩子身上。当所有的付出没有换来预期中的结果，失望、指责、抱怨就成了亲子关系中最锋利的一把刀子。

但在有了4个孩子以后，这位妈妈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预期被分散了，焦虑也就消散了。”这并不是这一位妈妈的感受。在受邀访谈的嘉宾里，不止一位妈妈都提到：生得越多，越轻松。

这是一个听起来十分违背常识的结论。当一个孩子都让人觉得难以应付的时候，孩子多了，怎么可能会更轻松呢？但在对谈嘉宾的交流共识中，这个悖论，如果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其实是完全具备合理性的。

一是多子女家庭里，子女之间会在相处中寻找到“自平衡”，也更容易有社会意识，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识。这也是和独生子女家庭最大的成长环境差异。

其次，当一个家庭拥有了不止一个孩子，父母往往会拥有更平和的心态。原因很简单，父母们会在不同孩子的身上，看见不同的成长路径，进而会真正明白一个教育的本质：所谓成功和幸福的定义，从来不止一种。

归根结底，很多关于生育的焦虑，并不是真的摆在面前的现实，而是理念的问题。当所有的预期都被放下，很多生育的焦虑或也能得到釜底抽薪式的解决。

不过，这也是一个现实版的“小马过河”——没有生过孩子的人，都在河边望水兴叹，但只有生了孩子的人才知道，原来跨过这条河，并不难。

对此，梁建章和黄文政都认为，理性当然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错，但在生育这件事上，现在的一些社会观念有些“过于理性”，而结合更多人的经历来看，很多时候是孩子真的被生下来了以后，父母们都会发现其实孩子没有那么可怕。

史晓明本人的经历，更是这种心态转变的最佳印证。“一个曾经完全不喜欢孩子的人，生了孩子以后都这么喜欢，如果本身是喜欢孩子的，更应当及早规划。”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吕虹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