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29日，德黑兰上空的波音707突然偏离了原定航线，疯狂地朝土耳其边境飞去。雷达警报不断响起，地面指挥中心一片混乱，甚至派出F-4战斗机进行拦截。然而，这架飞机上并没有携带黄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核机密，只是隐藏着一个人。几天前，这个人还是伊朗最响亮的声音之一，仅次于霍梅尼，然而现在，他不得不刮掉那标志性的小胡子，混在机组人员中，狼狈地逃亡。这位就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当飞机最终降落在巴黎，舱门打开时，谁能想到，这个曾经站在权力巅峰的政治人物，仅仅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从万人欢呼的领袖变成了通缉犯，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现世报。 其实，这个事件背后有着讽刺的一面。巴尼萨德尔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人物，他的背景相当显赫。1933年出生于哈马丹，父亲是伊朗的大阿亚图拉，与霍梅尼关系亲密。凭借这层关系，巴尼萨德尔年轻时便引起了霍梅尼的注意。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时，就因反对巴列维国王而屡次入狱，积累了深厚的革命经验，这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到了70年代，在巴黎的霍梅尼流亡期间，巴尼萨德尔充当了霍梅尼的金牌公关。霍梅尼需要一个懂法语、了解西方并能与洋人媒体打交道的代言人，而巴尼萨德尔正好具备这些能力。他在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穿着西装，戴上金丝眼镜，斯文得体。他用流利的法语将霍梅尼包装成一个东方的甘地，把伊朗革命描绘成了自由民主的象征。西方世界对伊朗革命的浪漫幻想，大部分正是通过巴尼萨德尔的推销而产生的。

1979年2月1日，载着霍梅尼回德黑兰的法航专机上，巴尼萨德尔就坐在霍梅尼身边。当飞机降落时，几百万民众涌上街头，这一刻，巴尼萨德尔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了胜利的巅峰。霍梅尼曾公开表示，神职人员不应该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这让巴尼萨德尔产生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宗教只是管理灵魂的事务，而国家治理应该由他这样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来掌管。1980年1月，巴尼萨德尔凭借霍梅尼的支持获得了76%的选票，成为了伊朗的首任总统。这一得票率，即使放在今天也是相当惊人的。然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过于迷信民选这一名号，却忽略了伊朗真正掌控权力的是神职人员，而非民选总统。 巴尼萨德尔认为当选总统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他开始进行一系列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他公开嘲笑那些留着大胡子、讲经文的教士是老古董，甚至打算动摇伊朗强大的宗教法庭。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言行显得既天真又傲慢。他的对手们，尤其是贝赫什提和拉夫桑贾尼等伊斯兰共和党大佬，迅速联合起来，掌握了议会和法院的控制权，逐渐将巴尼萨德尔架空。他的总统职务变得形同虚设。巴尼萨德尔想任命总理，议会否决；想提出经济政策，宗教领袖认为这些不符合教义。双方的矛盾逐渐从暗中较劲转变为公开的激烈冲突。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1980年9月，萨达姆发起了对伊朗的进攻。巴尼萨德尔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换上军装投身前线，试图通过正规军打赢战争，再借机清除政敌。他在前线的表现确实不错，军队士兵们喜欢他这个敢打敢拼的总统。然而，这一做法却触动了伊朗教士集团的敏感神经——军权。对于德黑兰的神职人员来说，一个掌握了军队的世俗总统意味着权力过于集中，这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前线还在流血拼搏时，后方的政坛已经暗流涌动。教士们在霍梅尼耳边不断吹风，指责巴尼萨德尔指挥不当，甚至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是自由主义的毒瘤。经过深思熟虑，霍梅尼最终在权力的天平上抛弃了他的精神之子。 1981年6月，巴尼萨德尔的政治生涯彻底崩塌。霍梅尼剥夺了他的军队总司令职务，随后议会以政治无能为由启动了对他的弹劾程序。曾经崇拜他的民众，在宣传机器的影响下，转身在街头呼喊处死巴尼萨德尔。从革命之子到美帝走狗，他的身份发生了彻底逆转。巴尼萨德尔在国内像老鼠一样躲了一个多月，最糟糕时只能躲进朋友家的地下室，不敢发出一丝声响。最终，在几名铁杆空军飞行员的帮助下，他才成功地上演了令人震惊的大逃亡。当他抵达巴黎时，迎接他的不再是鲜花，而是法国警方的严密保护。

命运真是捉弄人，他逃亡的地方，恰好是当年与霍梅尼一起策划革命的地方，这一切仿佛画了一个完美的圆。他在巴黎度过了40年，写书、接受采访、指责他当年建立的政权，一直与这个曾亲手打造的政权作斗争，直到2021年10月病逝。他的一生，曾以为自己是一个棋手，打算用西方的术来包装东方的道，最终却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一个消耗品。2021年10月9日，巴尼萨德尔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8岁，临终时也未能再回故乡哈马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