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事实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反对者都被说服了，而是因为反对者最终都死了。这句话，放在唐朝与宋朝的变迁上，似乎也能找到一些契合之处。可以这样理解，宋朝的社会风貌之所以与唐朝截然不同，并非唐朝的人们突然改变了自身的本性，而是因为唐朝的精英阶层都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最终死于历史。而这种死并非生物学上的死亡，而是从社会、制度、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消亡。唐朝的那些人事、制度、文化模因，最终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宋朝的崭新局面。

那么，宋朝的一切变迁，是突如其来的天赐之福吗？显然不是。这一切依然是历史的产物，是渐进的结果。历史并不是凭空而降，宋朝的变革也是经过了长期的积淀与孕育，才得以发生的。

政治制度的变化，本应从人事与制度两个方面来讨论。唐宋的变革，首先是制度与人事的交替。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着重讨论了制度层面的变化。他认为，宋朝的制度因循承袭，本质上是对唐朝政治体制的延续与调整，这一变动的过程，可以说是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不能简单地说是建立了新的制度。

那么，宋朝的人事变化又如何呢？所谓人事，其实就是指哪些人掌握了政治权力，哪些人退居幕后。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这意味着哪些阶层引领了时代，哪些阶层则被时代所引领。唐宋之变，其实可以类比为秦汉之间的转换。秦汉之前，贵族阶层主导着政治与社会生活；然而汉朝建立后，平民开始崭露头角，贵族的统治逐渐被平民政治取代。唐朝与宋朝之间的转换，呈现出类似的局面。

唐朝的政治精英，主要是豪族阶层，这些豪族通过联姻、地方权力和军队的控制，牢牢把握了国家的大权。而宋朝则不同，主导时代发展的，是士大夫精英——那些由平民阶层崛起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他们并不是依靠世袭得来的权力，而是通过科举、才能和努力，逐步站上了历史的舞台。唐朝虽然也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但这些平民的崛起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比不上豪族精英的影响力。而宋朝则不一样，这样的平民精英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一人事上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制度上的变革。宋朝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层面，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与限制。例如，宰相的权力被分散，皇帝的权力则得到了强化。这种强化的皇权，若从家天下的角度来看，未必是好事。宋朝中后期的腐败，尤其是在宋徽宗时期，便是典型的权力集中带来的负面后果。然而，若从公共权力的角度来看，宋朝的皇权仍有其积极的一面。

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皇权更能发挥公共职能。唐朝的政治，豪族士大夫占据主导地位，皇帝的权力常常被制约，要么依赖胡人将军，要么依赖宦官集团，甚至最终被这些力量反噬。而宋朝则大大减少了外部势力对政权的影响，避免了宦官和胡人势力的泛滥。这使得宋朝的君臣关系更为和谐。君臣之间的矛盾，并非表面上看似的对立，而是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就国家公共权力进行的深层次博弈。

这种政治制度上的稳定与和谐，也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唐朝的政治风云变幻，导致了内外矛盾的不断激化，帝国的衰败其实根源于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宋朝则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凝聚了内政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文化和软实力的竞争，强化了对百姓的治理。宋朝与辽、西夏的竞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更是文化上的较量。宋朝试图通过建立和维护一个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形象，来赢得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和平与竞争的优势。 宋朝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其文化模因的一部分。孤儿院、养老院等福利制度的存在，体现了宋朝对百姓的关怀。即使在现代，这样的全民福利制度依然是许多国家难以实现的目标。而这背后所表达的文化模因，可以追溯到先秦王道政治，特别是孟子所提倡的民为贵的思想。 宋朝的社会文化也强调文化的普及与精英的培养。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让许多平民家庭的孩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学术与文化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与唐朝的豪族政治不同，宋朝的精英阶层由知识分子组成，文化逐渐成为社会认可与崇尚的主流。 最终，宋朝的历史，也以一种不同于唐朝的方式，写下了自己的结局。虽然北宋和南宋在后期都面临了巨大外部压力，但它们的灭亡更具有悲壮色彩。而唐朝的灭亡则显得悲惨，虽有许多历史人物的牺牲，但最终却是因为内部的矛盾而走向了衰败。 总结唐宋之变，可以从四个方面看出：人事、制度、文化模因和主旋律。唐朝的豪族士大夫精英逐渐被平民士大夫精英所取代；皇帝与官僚集团的紧张关系，变成了共治的融洽关系；文化模因从武力拓土转向内部凝聚；而主旋律则体现为文化建设和对百姓的关怀。所有这些变化，都源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内部与外部的时势变化。 唐朝的衰败，源于其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而宋朝则通过更加人性化的政策和文化软实力，成功地维系了自己的政权，尽管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唐宋之间，虽然时隔不久，但却仿佛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