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债务如同一条无形的丝线，缠绕着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主导者，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正迅速加重。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0月22日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距离突破37万亿美元仅过去两个多月，创下除新冠疫情时期外最快的万亿美元债务累计速度。

2024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 124.30%，这一数字远超1940年至2024年之间66.38%的平均值。在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超过100%，都被视为危险信号。

它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可能失控，债务利息支出侵蚀财政空间，投资者信心下降，货币贬值风险上升。对多数国家而言，这是一条通往破产的路。

然而，为何美国是个例外？美国为什么能在债务负担远超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下从未陷入破产的境地？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逻辑？

文 | Paella 图 | 四象设计部

回溯近十余年数据，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从 2013 年的 100.2% 一路波动上升，2020 年受特殊因素影响更是大幅攀升，此后虽略有回落，但始终维持在 120% 以上的高位。

截至2024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124.3%，逼近历史高点，债务负担连年加重的趋势显而易见。

1981年，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曾降至 31.80%，为战后的历史低值，当时美国经济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呈现出相对健康的态势，财政状况较为稳定。

此后，这一比例开始逐步上升。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为挽救金融市场、刺激经济增长，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救助计划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债务规模急剧扩大，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也随之快速攀升。

2020年，受疫情影响，美国政府再次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债务占比飙升至 126.30% 的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后续有所回落，但始终在高位徘徊。

而美国财政部10月22日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距离突破37万亿美元仅过去两个多月，创下除新冠疫情时期外最快的万亿美元债务累计速度。

从最新数据来看，2024 年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为 124.30%，这一比例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远超过整个国家一年下来的生产总值，换个说法就是一家子的年收入已经还不起借下的花呗了。

若将这一数据放入全球坐标系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 2025》统计的主要国家里，美国 125%（统计口径略有差异）的政府债务占 GDP 比例虽低于日本（230%）、苏丹（222%）等国家，但已高于法国（117%）、加拿大（114%）、英国（103%）等多数发达国家，处于较高水平。

IMF最新预测还显示，到2030年美国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将从目前水平飙升超20个百分点，达到143.4%，刷新疫情后创下的历史纪录。

许多人可能会注意到，日本政府的负债率高达230%，长期排名榜单第一，却没有引发财政危机，这是因为日本财政独特的运行体系，日本社会拥有近乎偏执的储蓄偏好，家庭、企业和机构拥有高达2043万亿日元金融资产，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GDP的四倍，堪称全球最庞大的“内部资金池”。这些资产中的53%以现金或存款形式储存在银行（而美国比例仅为13%）。

同时，日本拥有高度稳定的金融系统，国债被视为最安全资产，几乎无违约风险，因此这些资金通过银行体系最终流入国债市场。因此，日本的高债务率不是财政失控的结果，而是经济结构转型失败与货币体制高度内循环化的产物，这是一种独特的“日本式财政平衡”。

但是换到依靠外部借债的国家身上，债务就不是内循环的动力，而是背在身上的沉重包袱。一旦不堪重负资不抵债，就会导致整个国家信用“破产”。

所谓 “国家破产”，并非指主权的消亡，而是指国家无法按时足额偿付到期的主权债务（包括本金和利息），它是国家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集中体现。

当一个国家陷入 “破产” 困境时，往往会面临汇率大幅贬值、通货膨胀高企、外汇储备枯竭、国内经济衰退、民生问题加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世界经济史上，主权债务危机并不罕见。自1945年以来，全球已有十多个国家宣告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到21世纪的希腊、斯里兰卡，这些国家破产的原因主要分为几种类型。

其中，债务问题是最主要的导火索。这些国家普遍存在长期财政赤字、过度依赖外部借债的情况，当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或外部融资环境恶化时，便难以偿还到期债务，最终陷入债务危机。

以希腊为例，2009 年，希腊政府宣布其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远超欧盟规定上限，引发市场恐慌，投资者纷纷抛售希腊国债，希腊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在 2015 年无法按时偿付债务，陷入 “国家破产” 境地。

还有一些国家的破产与金融危机密切相关。英国 1976 年的 “破产”，源于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困境，英镑汇率大幅下跌，外汇储备急剧减少，政府无力偿还对外债务；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引发了连锁反应，泰国由于过度依赖短期外资、金融体系脆弱，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泰铢大幅贬值，金融市场崩溃，最终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

而冰岛 2008 年的 “破产” 较为特殊，主要源于银行业的危机传导。冰岛的银行业在 21 世纪初迅速扩张，大量涉足海外高风险业务，资产规模远超冰岛国内 GDP。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冰岛银行业的海外融资渠道断裂，资产大幅缩水，引发整个国家的财务危机。

按照这样的逻辑，美国作为一个靠向全世界借债为生的国家，是否已经濒临破产的红线？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债务的本质。债务不仅是政府的支出结果，更是国家信用与货币体系的体现。债务的安全与否，从来不取决于数字本身，而取决于它以何种货币计价、由谁来买单、在怎样的体系下循环。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翟东升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中提出的观点：全球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一国的命运取决于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全球唯一的中央国家是美国，它依靠“信用”来生存，其它国家对于美元的信任，是基于美国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凭借长期以来树立的“权威”，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所认可和追捧，他们可以对外输出美元，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工业品。

仅次于中央国家的是日本、西欧等准中央国家，它们拥有百年工业发展所获得的资本积累和核心技术，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工业制造能力，能够依靠精致的高附加值工业品与服务获得大量财富。

大多数东亚国家，以及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属于第三围度的“外围工业国家”，他们依靠“勤劳”谋生，从事的通常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给第一、 第二等级的国家“打工”来获得微薄的收入。

第四围度的国家分布在中东、拉美、非洲、东欧、中亚等地，可以说是“靠天吃饭”，严重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而生存，它们既没有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也没有工业制造能力，生存的质量取决于所处的土地能提供何种自然资源。

这个等级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外围的财富和资本会流向中央，就像越穷的人越借不到钱，越是富越是有人抢着借给他钱。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只有美国政府能实现的“债务经济模式”，这个模式维持了美国近几十年的经济繁荣。

如果说日本的债务模式是“内循环”，那么美国的则是“外循环”：在全球贸易均以美元结算的基础之上，美国通过维持巨额贸易逆差，让世界其他国家获取大量美元。各国通过贸易顺差获取美元之后，需要不断购买美国国债来实现美元保值增值的目标，再通过投资美国金融产品回流到美国国内，这样形成了循环。

这正是“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核心：在别的国家，债务是负担；而在美国，债务是权力。

然而，美国积累的庞大债务并非没有代价。尽管美国目前尚未面临国家破产 的危机，但高企的债务规模依然给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

首先是财政约束逐渐削弱。截至2024年，美国政府每年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支出已超过1万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比重超过13%。这意味着，美国财政越来越依赖债务维持运转，一旦利率上升，赤字将进一步恶化。

其次是通胀风险长期存在。疫情后，美联储大规模货币宽松导致通胀飙升至40年来最高点。虽然加息暂时抑制了物价，但也推高了债务利息成本，使财政赤字进入恶性循环。

再者，债务本身削弱了美国的长期增长潜力。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偿债而非投资基础设施或创新，意味着经济结构性问题被推迟而非解决。

最深层的风险，是全球信用的疲劳。如果某一天，世界开始怀疑美元的长期价值，或者其他国家建立起替代体系——如人民币结算体系、金砖货币、欧元扩容——美元地位的动摇将使美国面临真正的偿债压力。届时，这个“负债帝国”的底层逻辑可能会被重新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