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洛阳、汴京、临安……这些古代百万人口级都市，虽无现代工厂，却能凭成熟的资源调配体系与多元营生，撑起满城烟火。核心根基在于粮食的稳定供给，这背后是贯通南北的漕运网络与层级分明的仓储制度，构成都市生存的生命线。汉代贾谊便言“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历代王朝皆将粮食储备与运输视为治国根本。如汉代长安依托关中平原粮产，又通过漕渠转运关东粮食，太仓常年储粮百万石以上，即便是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也能保障都城军民温饱，为都市人口提供坚实基本保障。

漕运是百万都市的“粮草大动脉”。隋唐以降，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将关东、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运往京师。隋代在运河沿岸设黎阳仓、洛口仓等大型漕仓，洛阳含嘉仓考古发现的仓窖中，不仅有储存千万石粮食的规模，部分仓窖还残留着碳化的谷子，印证了史料记载的储粮能力。明清京杭运河鼎盛时，年漕运量达四百万石，通州、北京的京通仓形成庞大储粮体系。康熙年间，仅北京通州仓就有仓廒400余间，漕船抵达后经陆路转运至城内各大市集，确保旗人、官吏与百姓的日食所需，维系都城运转。

城市周边的农耕圈层是重要补充。古代都市并非孤立存在，城墙外的近郊与畿辅之地，多被开辟为菜园、稻田、果园，形成“城郭相依、农市互补”的格局。汴京近郊“蔬圃相连，瓜果遍野”，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城南郊区的菜农清晨采摘新鲜蔬菜，趁着城门开启便入城售卖，胡萝卜、莴苣、菠菜等时蔬摆满街巷，供市井百姓与官宦人家选购。明清北京朝阳门外则多为稻田与果园，产出的京西稻、平谷桃专供城内，这种短途补给既降低运输成本，又能提供新鲜食材，成为漕粮之外的关键食物来源。

发达的商贸活动构成都市营生的核心支柱。从先秦的物物交换到明清的夜市繁华，商贩群体撑起了城市经济的活力。宋代打破坊市界限后，地摊与店铺遍布街巷，汴京州桥夜市最为鼎盛，据记载直至二更方散，售卖炊饼、炒肺、糖画的摊位络绎不绝，甚至有商贩推车售卖“灌肺”“炒蛤蜊”等熟食。明清商帮兴起后，晋商将西北皮毛、茶叶运入北京，徽商则在苏州、扬州经营绸缎庄，苏州阊门大街商号林立，外地货物经此流通，带动装卸、搬运、记账等上下游营生，吸纳大量人口就业。

门类齐全的手工业满足需求并创造价值。虽无工厂，但家庭作坊与手工行会遍布全城，涵盖纺织、冶铸、酿造、木工等诸多领域。苏州丝绸业最为典型，明清时期城内织户达数千家，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模式，仅阊门一带就有织机上万台，生产的宋锦、缂丝远销海外。景德镇瓷器工坊则分工细密，从制坯、施釉到烧制各有专人负责，明代时专为宫廷烧制的官窑，带动周边民窑数百座，从业者达数万之众。即便是洒削、修鞋等薄技，也能让从业者养家糊口，正如古籍所载“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小手艺藏着大生计。

官署、军旅与服务业衍生大量就业岗位。百万都市多为都城或重镇，朝廷官署、军队驻扎需要庞大服务团队，唐代长安尚书省仅文书、差役就达千人，宫廷厨娘、洒扫仆役更是数以万计，甚至有专门为官员打理服饰的“衣匠”。同时，茶馆、酒肆、客栈、戏楼等服务业蓬勃发展，汴京瓦子堪称古代“文娱综合体”，州桥一带就有勾栏五十余座，每座可容纳千人观演，说书人讲《三国志平话》、杂剧演员演《目连救母》，周边还聚集着乐器铺、戏服店，形成完整文娱产业链，吸纳大量艺人与服务人员就业。

特殊业态与政策调控兜底民生。明清时期，城市夜市愈发多元，成都东大街夜市不仅有洋货、彩票铺，还有算命、取痣等特色摊位，甚至出现专门帮人代写书信的“笔耕先生”，满足底层百姓与文人需求。政策层面，政府多有扶持，宋代对小商贩免征“落地税”，允许流动摊贩沿街经营；明清依托常平仓、义仓调控粮价，康熙五十二年北京遭遇旱灾，官府开仓放粮，将粮价从每石三两降至一两，同时设立粥厂，避免物价暴涨与流民聚集，让底层百姓得以在缝隙中谋生，维系都市人口稳定。

古代都市的生存逻辑，是资源调配、商贸流通与社会分工的完美契合。没有工厂，却以漕运与仓储保障粮食安全，如含嘉仓、京通仓的储粮体系支撑起隋唐长安、明清北京的运转；以手工业与商贸创造财富，苏州丝绸、景德镇瓷器工坊与商帮网络形成经济闭环；以多元服务吸纳就业，汴京瓦子、各地夜市让不同阶层皆有营生。这种“以农为基、以商为脉、以工为用”的模式，让百万居民各安其业，撑起了城郭之内的千年繁华，也彰显了古人应对大规模城市治理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