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民族的历史中，常常可以看到部落名称和特定数字的结合，这种方式常用于指代特定的部落群体。就像九姓铁勒便指的是九个铁勒部落，而七姓室韦则代表了室韦南部的七个部落。在《资治通鉴》中曾记载，室韦最初有二十多个部落，而与契丹接壤的部落有七个。胡注则列出了这些部落的名称，包括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如者部、婆莴部、讷北部、骆丹部，合计为七姓。

由此可见，在突厥汗国的视角中，室韦部族的数量显然相当庞大。甚至可以推测，随着与其他游牧部族的融合，第二突厥汗国时期的室韦可能不再仅仅是新、旧《唐书》所记载的二十余部，实际的部族数量可能远超过这些。

回顾《古代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发现，室韦早在回鹘汗国建立之前就已活跃在蒙古高原东部。葛逻禄酋长大毗伽曾自称为叶护后，他的部落因此变得强盛，八姓乌古斯与九姓达怛纷纷臣服于葛逻禄。而在回纥首领磨延啜继位后，继续与葛逻禄及其属部八姓乌古斯和九姓达怛进行激烈的战争。

根据《磨延啜碑》的记载，回纥军在色楞格河一带大胜乌古斯和达怛部落，并对其实施了安抚政策，承诺让这些部落恢复以前的生活。然而，由于葛逻禄的反攻，回纥只获得了一半的达怛部落的臣服。于是，磨延啜继续出兵讨伐达怛，碑铭中提到，那一年（750年）秋天，向东出兵，问罪于九姓鞑靼。最终，经过一系列战斗，色楞格河地区才归于回纥的控制。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室韦部族的活动并非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区域，它们在回纥汗国建立之前，就已开始在蒙古高原东部一带活动。然而，关于室韦进入鄂尔浑河流域的具体时间，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鄂尔浑河流域是北方游牧政权的中心地带，其中也包括回鹘汗国的势力范围。可以推测，室韦部落可能是在突厥势力衰落、回鹘汗国建立之前的战乱时期，逐步向西迁徙，进入鄂尔浑河一带。

此外，九至十世纪时，回鹘汗国的势力开始衰落，被击溃后的黠戛斯部族退回到原居地，导致漠北地区一度陷入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期，室韦部落大量向西迁移，逐渐进入了蒙古高原。

唐朝晚期，社会矛盾激烈，中央政权无法有效保护周边的弱小部族。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鹘汗国曾是漠北草原上一度强盛的力量，但其被黠戛斯大破之后，部族大部分向西迁徙。与此同时，契丹势力也逐渐崛起，频繁征讨室韦的黑车子部。契丹的扩张，不仅是为了领土的扩张，也与室韦擅长的锻造技术有关。室韦人以精湛的工艺著称，尤其在铜铁制作方面极具优势，这对于契丹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史料记载，契丹五骑遇一韈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一曰室韦，二曰黄头室韦，三曰兽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由此可见，契丹对室韦的压迫，也成为室韦迁徙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进入辽宋金时期后，关于室韦的记载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诸如达怛、阻卜等名称的出现。这些部落原本可以被归为室韦族类，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其名称和构成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辽代文献中，阻卜一词首次出现，与唐末五代时期的达怛有所关联。学术界对阻卜即达怛的说法大多持认同态度。 进入辽金时期，室韦及其后代逐渐演变成以达怛或阻卜自称的蒙古语系部族。尽管这些部族的名字有所变动，但他们的历史背景与室韦始终紧密相连。唐末五代时期，众多室韦部落向西迁徙，进入蒙古高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蒙古语为主的游牧民族群体，活跃在广袤的草原上。从辽代的文献来看，阻卜与达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研究者认为，阻卜便是唐五代时期的达怛。 从学术界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尽管在地理与文化上发生了变迁，但无论是达怛、阻卜，还是室韦，他们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部分学者认为，阻卜与达怛的关系可以通过其语言和文化背景来理解，而这种转变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蒙古草原部落之间不断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