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发出对海洋的赞叹：“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

而在东方，我们同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我们的祖先也曾“煮海为盐”、“乘桴浮于海”。为什么最终塑造我们的，是一种“陆海复合民族”的特有风格？为什么我们既向海而生，却又始终将目光锁定在黄土高原与黄河两岸？从孔子偶谈“浮于海”的失意，到秦皇汉武寻仙海上的虚幻，再到郑和壮举的戛然而止——是什么决定了中国人对海洋既亲近又疏离的复杂情感？

让我们跟随冯天瑜先生的论述，探寻中西方海洋文化差异的深层脉络。

中西海洋文化比较

文/冯天瑜

如果说中国有成熟丰满的大陆文化，那么，其海洋文化则相对薄弱。这在与西方海洋文化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得见。

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自古即被称为“海上民族”，他们利用地中海提供的航运之便，纵横于南欧、西亚和北非。被称作“卓越的商业民族”的西亚腓尼基人（在今叙利亚、黎巴嫩一带），早在三千年前，其商业及殖民活动便遍及地中海沿岸。地处巴尔干半岛南端及爱琴海群岛上的希腊人，从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迈锡尼时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古典时代，以至公元前200年前后的希腊化时代，先后在地中海和黑海（时称好客海）沿岸广建商业基地和殖民城堡，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更建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希腊化”的范围所及，东至印度边境，西至大不列颠岛，地中海成为亚历山大帝国及后起的罗马帝国的“内湖”。这一事业的完成，与希腊人、罗马人较充分地利用海洋的交通之便颇有干系。

时间进入近代，先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继而是荷兰人、英国人，掌握了更复杂的航海手段，征服大西洋以至全球四大洋，率先走向世界。西方人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产业革命时期到现代新技术革命时期，愈益充分利用海洋，将资本繁衍、殖民扩张、商品及技术传播的范围伸抵海角天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海洋，为近代工业文明提供了纵横驰骋、争雄比胜的领域。

争夺出海口、制海权，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大主题。原为内陆国的沙皇俄国走向近代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通向海洋的过程。彼得一世作为俄国近代化之父，其重要实绩就是从瑞典人手里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他1703年在芬兰湾涅瓦河口的三角洲，建立起一座通往海洋的港口城市，1713年又把首都迁到这里，将其命名为圣彼得堡，俄国自此逐渐摆脱内陆国的局限。以后，承继彼得事业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又继续扩大对黑海、波罗的海海岸的占领，并向北开辟摩尔曼斯克港，取得通向大西洋的不冻口岸；向东掠取远东滨海地带，并一度侵占中国的大连湾，而且还力求取得波斯濒临印度洋的港口。俄罗斯帝国不满足于做一个陆上强国，它还要角逐大洋，加入海洋民族行列，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德意志人和日本人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民族，也孜孜不倦地发展海洋事业，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角逐于大洋之上。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正是秉承从古希腊人到近代西方人眷恋大海的传统，在《历史哲学》中对海洋发出由衷的赞叹：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

这熔哲理和诗情于一炉的文字，把海洋看作导向财富和新世界的通道。这是作为“海上民族”的西方人吟咏的一曲海洋颂。

与西方大相径庭，中国人同海洋的关系，对海洋的认识和情感，则显示了一种以陆向为主的“陆海复合民族”的特有风格。

中国人自古即注意发展交通事业，但侧重点在陆上而并非海上。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便是对周代陆路交通的赞誉。《左传》载，晋文公修整道路，是他成为盟主的一大因素。单襄公到陈国（今河南淮阳县），看到道路废塞，便断定陈国将灭。这都是古人重视陆上交通的明证。至于海洋交通，却未能被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待。

当然，中国并非内陆国，而有着长达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中国古代也不乏向海洋谋求民生利益的卓越人物，但他们主要着眼于鱼盐之利，而较少侧重航运的展开。如周初姜尚受封于地瘠民贫的营丘滨海处，“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春秋时，管仲向齐桓公进“官山海”之策，力主官营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以达富国利民目的。在姜尚、管仲利用海洋的谋略中，少有发展海运的内容。

海洋在中国人观念世界所处的地位，也表现出大陆—海岸民族的性格。例如，在被中国人视作“国之大事”的祭祀活动中，名山所获得的贡奉远多于大海，泰山尤其被历代帝王所封禅、拜祭，而海洋却较少受此惠顾。当然，中国人也并未忘记祭水，但“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这种重陆轻海、先河后海的倾向，很早就熔铸进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文化心态，在文学、艺术、哲学中，都有所表现。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类诗作所展现的，正是一个大陆民族所特有的视野和壮阔襟怀，与希腊人在荷马史诗中对蔚蓝色的爱奥尼亚海和克里特岛的陡峭岩岸的反复歌咏格调大异。

中国古代诗文也有议及海洋的，但多以为海洋深不可测，阔无边际。“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显然以海际为天边。至于“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说，讲到商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功业显赫，使海外威服，但这里的“海外”仅限于渤海等近海的边沿地带（如山东半岛）。中国文学的先导之作《诗经》与《楚辞》除有“朝宗于海”“指西海以为期”这类旁及海洋的文字外，并无以海洋、航海为主题的篇章。

先秦诸子也较少论海。孔子、孟子都生活在滨海的邹鲁地区，但他们都没有冒险远航的经历（其他先秦诸子也无远航经历），却长年乘车奔走游说于黄河中下游的列国之间。他们偶尔也提到过海洋，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把海洋作为政治失意后避世的处所；孟子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把海洋作为因其深广而叹为观止的对象。都有虚拟和借喻的意味，而少见海洋知识的具体记述。孔子还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在孔学体系里，“仁”一向高于“智”，他把安定的山置于易动的水之上。这正显示了一个“陆向型”思想家追求稳定的风格，与有着丰富的航海经历和海外知识的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秦汉以后，文人描写、议论海洋的诗文数不在少，东汉班彪的《览海赋》、三国魏曹丕的《沧海赋》、西晋木华的《海赋》一类诗文都把海洋想象为吐星出日、神隐怪匿的世界，这显然是站在大陆岸边向着“茫茫沧海”突发奇想，较少有入海弄潮儿的经验谈。如在东汉史学家班固之父班彪的笔下，海洋里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其上呈现这样一番仙景：

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璆以为阙，次玉石而为堂，蓂芝列于阶路，涌醴渐于中堂。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厢。

从战国以至秦汉，列国诸侯如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帝国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都把大海视作神秘之域，以为那里有仙人栖息，有不死药藏于其间，永生的侈心促使那些帝王五次三番派人出海寻觅，最著名的一次是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东去，据说徐福到达东瀛扶桑，不死药自然无法获得，结局也只能是“终不见归”。

班彪的海洋观显然与威宣燕昭、秦皇汉武们的幻想一脉相承，神异有余而理性不足。

以后，李白等诗人对大海的吟咏，也不出“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之类，视大海为神秘莫测之乡。

唐宋以降，随着航海业的发展，中国人的海洋知识趋于具体化。元初宋无曾随元军舰队远征日本，他目睹“碧汉迢遥，一似桴槎于天上”的壮美海景，体验到“银涛汹涌，几番战栗于船中”的航行滋味，其长篇组诗《鲸背吟》将“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舰所见，各成诗一首”，是海洋知识的汇集。至于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随行人员的著作，有更丰富的航海实践作基础，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包含大量对海洋的实际考察内容，非《览海赋》一类文字所可比拟。然而，中国人作为一个“大陆—海岸型”民族，重陆轻海的倾向并未因郑和下西洋等远航壮举而有所改变，中国人的海洋观和海洋知识，以及整个海洋事业也未获得持续的大规模展开的动力。

综上所述可以得见，我们惯常所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大陆型”性格，与具有“海洋型”性格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大相径庭，并非单从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着眼，而是从自然—人文相结合的文化学视角出发，综合考察海洋与大陆在某一民族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分别发挥怎样的历史作用，分别对某一民族的经济生活和观念世界产生过何种性质、何等强度的影响。

◎ 节选自《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第二章/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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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生态论纲》 | 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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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本书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制度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成机制。作者借用生态学的相关范畴，将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四个层面，意在以此范畴表达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中华文化史置于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之下，加以梳理、追溯。该书逻辑严谨、视野宏阔，前承文化之精神，后启生态之致思，实为文化生态学之纲要性著作。

| 作者介绍

冯天瑜，1942年生，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从事中国文化史、区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辛亥首义史》《张之洞评传》《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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