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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连接张苹：如何在选题中找到作者性

✍🏻整理：罗嘉祈 周艳芳

📝编辑：吴慧涵

张苹

非虚构写作者/社会学学生/播客创作者，《正面连接》作者，长期关注女性议题、公共表达中的事实与立场、年轻群体文化等内容。

代表作品：

文章：

播客：

正面连接：

异见房间：

张苹个人照片

深度内容创作者常常会遇见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优质的选题要满足哪些条件？更接近当事人？更有资源？还是更有经验？也许，这些都只是加分项。同一个选题常常被很多媒体报道，可究竟是什么让一个选题“非我不可”？

作为非虚构写作者和播客创作者，张苹认为，一个选题“非我不可”的关键在于找到选题中的“作者性”，即作者对这个选题不仅“有话想说”，而且“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寻找作者性，是内容创作过程中最吃力、最痛苦的一部分。

“作者性”一度是《正面连接》写作群组里的高频讨论词。群内的写作者们总结出了一个报选题的方法。一个选题成立需要回答这四个问题：为什么我想做？为什么我来做？为什么现在做？还要再加一个，这个选题有人需要吗？

有必要这么追问自己吗？有时手里不就是一篇简单的稿子吗？有必要。因为“我们”想做出真正的好稿子，那种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好稿子。

写作多年，她深感学习“作者性”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事，而是一个反复的、痛苦的过程。在深度训练营的分享中，张苹结合诸多作品背后的故事，分享了自己对“作者性”的体悟和训练方法，与各位创作者共勉。

以下是张苹的讲述：

记者需要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也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有意思。一个有意思的选题通常体现在叙事和结构两个方面，并能天然地逼出一种写法。

一个叙事上有意思的选题，不需要作者解释或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了。有动作，有冲突，这个故事自己就会跑。

《坐20个气球飞上天》和《一个挨打的拳王决定离婚》都是叙事上很有意思的选题，也是读者光看标题就会很想点开的选题。事实本身很有意思，因此搞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隐含的许多问题，故事就能跑起来了。

》讲述了一个创伤性截瘫的20岁男孩，靠着20个氦气球和1张躺椅，飞上了3000米高空，经过2.5个小时，最后落地生还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很多疑问：男孩为什么截瘫？日常生活有多困难？他为什么想飞上天？他的灵感是哪来的？AI给了他什么方案？躺椅是如何实现升空的？他在高空中经历了什么？他是如何安全落地的？他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写作者只要搞明白这些问题，把这件事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了。

《》则讲述了00后中国拳王周润琪，在澳洲因为种族歧视被打。互联网上，他被塑造成一个没有保护好妻子而懊恼的丈夫、一个在海外输了脸面的中国人、一个软弱不敢出手的拳王。在舆论的重压下，他错失关键比赛，与妻子离婚。这是一个听上去就非常吸引人的故事。人们自然会好奇，一个看上去充满力量与男子气概的男性，是怎么感受到重大的挫败的？为什么他遇到这件事后，整个人生好像就溃败了？

一个结构上有意思的选题，讲述的不只是单一的事件，更是背后存在的“机制”。

我2023年写过一篇稿子，叫。《我，厌男》的中文版在正式出版前便遭到恶意举报和打低分，原书作者和该书的中文版编辑均遭到了严重的网暴。在出版过程中，产品线名由“烈火”改为了“若水”，封面、书名和书号都经历了反复的修改。最终，整本书成为了舆论战场。

相较书的内容，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有人因书名就攻击这本书？“厌男”二字为什么会引发强烈反感？舆论是如何影响作者、编辑和出版的全流程？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在探寻事件背后存在的“机制”。

有意思的选题会天然逼出一种写法。题材的节奏会决定句子的节奏。

以前在新京报工作时，我的写作风格偏抒情，擅长写长句。但“厌男”那篇稿子不适合长句，编辑便建议我用简单的主谓宾短句来写。另一个有很多短句的稿子是《，写的是电影《东四十条》，讲述了两个没钱的年轻人拍鼓楼社区电影的故事。编辑当时帮我顺了一遍稿子，稿子立刻变得好玩起来。句子一变长，解释就多了，就没那么轻盈和幽默了。

写作《一个挨打的拳王决定离婚》的关键是呈现人物状态，因此要以一种小说式的写法去呈现拳王的心理变化。事实是什么样的？拳王怎么解释自己的生活？网友对他的看法是怎样冒犯了他的人格尊严？就像我们的编辑王天挺老师说的：“这篇稿子的重点是写心理密度，而不是信息密度。”

公共性、故事性、可行性是考量一个深度选题能否成立的常用标准。可对创作者来说，这个选题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选题非我不可？

有必要从一开始就不停追问这些问题。真正让一个选题“非我不可”的，不是资源上的优势，也不是丰富的经验，而是能够给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方式——我对这个选题有话想说。

这不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解，而是把自己作为方法，找到自己和选题之间连接的点。这是个痛苦且反复的过程，我们却一次次走进它，因为我们想做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好稿子。

（一）采写经验

选题不仅仅是一件事、一个人，更是作者认知和理解的总和。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切入它？这个切入点就体现了“为什么这个选题非我不可”。作者性不是“我也能做”，而是“只有我做得出来”“只有我能做出区别”。

编辑于蒙老师曾评价电视剧《太平年》的播客稿件《在乱世中坚持打卡上班的人》很有作者性，因为能明显能感觉到，作者李洁琳对于五代十国是有话想说，并且能以一种朋友之间聊天的方式和读者进行对话。

在导语里，洁琳给读者抛出了一个问题：“提起五代十国，你能想起它大概位于哪个时间段吗？”随后，她借助与读者的共同经验回答这个问题：“记忆里，中小学时有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又十国’的顺口溜。往前是强盛开放的唐朝，往后是文化繁荣的宋朝，夹在中间的分裂年代总被人忘记。”

然后，洁琳继续用一种聊天式的口吻向读者介绍更多信息：“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的作者，原来是侍奉过五朝十一帝的官场“不倒翁”冯道；“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来自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写给妻子的书信；。杭州西湖边的保俶塔、面朝钱塘江的六和塔，和钱镠的孙子、吴越最后一任君主钱弘俶有关，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竟都出身于吴越钱氏家族。

洁琳写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在向读者传达：我想给我的朋友们这个故事讲，我想通过我的讲述吸引他们去看这部剧。

写作者可能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脑子乱、写不出来的时候，会去跟别人聊一聊。当你把读者当成聊天对象，去跟读者自然地说话时，“作者性”就出来了。

“为什么我来做”有一些很常见的误解，例如我更接近当事人、我资源更多、我更有经验等等。这些都是加分项，但真正让这个选题“非你不可”的，是同一条事实链，别人也能讲清楚，但是只有你会从这个角度去讲。

对创作者来说，一个关键词是“洞察”。洞察是对事实和信息进行深度理解和认识之后的产物。创作者要给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方式，而不仅仅去复述发生了什么。

我曾经写过一个外卖员起诉物业公司的选题《。当时媒体的报道都集中在“外卖员起诉小区物业第一案”的事件本身，但我想从“一个外卖员对尊严的坚持”的角度去写。

在跟外卖员冯文学简单聊过之后，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偏执的人。他总是很愤怒，对很多事情都看不惯。近些年《人物》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塑造了大众对外卖员的认知：外卖员总是争分夺秒地在送餐。在遭遇不公后，很多外卖员会选择忍耐。但冯文学不同，他选择了走司法程序状告物业，这中间有很长的路，而要走完这条路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个外卖员为什么要浪费自己跑单赚钱的时间？为什么非要执着于讨一个公道？对于这些问题，我的脑子里冒出了“尊严”这个词。

我觉得冯文学非常看重他的尊严。我报选题的时候，编辑曾鸣老师觉得“尊严”这个词太虚了。他问我，除了这个媒体都已经报道过的第一案，外卖员起诉物业并不罕见。外卖员跟物业、保安发生冲突，甚至发生一些极端的恶性伤人事件，也是被报道过的。为什么我们要写？当时我一直强调尊严。我说，冯文学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后来他给了我一周的时间去做这个题。

第一次采访冯文学时，他给我看了向12345投诉的记录，一共59条。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把这些投诉记录挨个过了一遍。与此同时，我让他回忆每一条记录背后发生的事情。

看完投诉记录以后，我意识到，我的直觉是对的。在送外卖的过程中，一个外卖员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小事”，比如小区不允许外卖员进入、路面坑坑洼洼总是修不好和自动扶梯总是关闭。这些小事给生活造成了种种不便，却又没有严重到让我们忍不住把内心的不满表达出来。

冯文学会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专门买了一本《民法典》，还向律师咨询过相关的问题。他不擅长忍耐和道歉，提起这些事的时候常常是很愤怒的。我觉得愤怒是很有力量的，这种愤怒背后，是更多外卖员被长期忽视的、作为人的尊严。做外卖员四年以来，冯文学每次遇见这样琐碎的小事，觉得尊严受到伤害的时候，他的做法不是“我忍了”，而是反驳争吵，向12345投诉，甚至打110报警。

这篇稿子围绕尊严进行写作，读起来有点像小说。读者会发现冯文学这个小人物总是不顺。每一次不顺，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尊严上的伤害。他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便做出一些行动进行反抗。这是一个行动着的主体屡屡受挫，又屡屡抗争的故事。我写起来很顺，从报选题到发出来，大致花了三周。

一名外卖员拍下了冯文学和保安的冲突现场

另一篇很有“作者性”的稿子是洁琳写的《。这篇稿子的“作者性”在于，作者写出了，事件之外，没人看见的那层“土壤”。

2022年，三名学生实名举报艺考机构“影路站台”的创始人杜英哲长期猥亵女学生，并使一名17岁高三学生怀孕生子。

当时多数报道都聚焦于性骚扰事件本身，洁琳却写出了允许性骚扰发生的氛围。她从艺考机构的日常状态切入，向着这个让人沉默的权力结构发问：为什么性骚扰会在这个机构里发生，并且长期被遮蔽？

导语的最后一句话写得特别好：“坏事于是发生，循环。从故事开始，到杜英哲的性骚扰行径被曝光，还有五年的时间。”由此可见，这篇稿件并非是从事件曝光写起，而是更早之前。

为什么会想到要从氛围写起？我向洁琳问过这个问题。当采访对象聊到新生宿舍里不是日常的寒暄，而是在聊很高深的文艺话题时，她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氛围是不正常的。

在第一个小标题下，洁琳并没有快速还原性骚扰事件的细节，反而从一些看似很无关的事件写起。几个例子就让读者体会到了这种怪异的氛围：学生刚进补习班的宿舍时，被问“你是一个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人？”“你是喜欢《美国往事》还是喜欢《教父》？”他们又从两部电影延伸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讨论《都灵之马》这类电影，是A和朋友们在艺考期间的常事。学生们经常聊《鲸鱼马戏团》《镜子》，聊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聊黑格尔、尼采和萨特，有时也一起抽烟喝酒。

在一种“文艺”的、艺术最大的、“进步”的氛围之下，性侵被包装成一种更“进步”的叙事：这是性自由，是恋爱自由，是让你感受艺术，有助于你更好地通过选拔。我们要去除性羞耻，大方谈性，尝试性爱——理论与概念最终成为遮蔽现实的迷雾。

在媒体都在还原事件时，这篇文章写出了封闭艺考机构里的权力结构。更重要的，它写出了文学、艺术给男性带来了优势地位和道德上的豁免权。

洁琳是用自己的逻辑来组织材料，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作，而不是贴着采访素材去讲述。大家都看着树本身，而洁琳却蹲下来说：土壤有问题。这就是作者性。

在选题中找到作者性，是写作中最难的部分，也是我在《正面连接》工作期间最吃力也最痛苦的部分。编辑总会问我们：“你到底想说什么？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说？”听到这些话，我经常特别崩溃。我既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编辑要的是那个“真问题”，而不是用一堆看似很厉害的语言堆砌的“空问题”，且那个“真”问题与我（作者）有关。如果一个选题在写作之初没能找到自己想说的话，到写作的后期，这个问题会变得无限大，且难以解决。

以前在机构媒体时，我好像可以站在河的一侧，去写河对岸的故事。过去我可以和受访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现在我需要和受访者趟过同一条河流。

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播客选题《。当时报选题时，我并没有领会到该选题中我的“作者性”是什么，因此在写导语时遇到了一些困难。

以下是其中两个版本的导语：

①

大学充满了一个又一个决断，大学生们必须在两种大学生活中作出选择。一种是正在消失的大学生活：智性、自由，人应当、也会在这里找寻一生的志业和坚固的友谊。另一种是更现实的大学生活，为实现最终的就业目标，严格开发自己，严格控制时间，卷绩点、卷实习、卷社团/社工，甚至在“松弛赛道”卷松弛。

录制这期播客的感受很复杂，我常常感知到一种矛盾：大学生们一边痛恨脆弱——脆弱意味着不体面和获败，一边又将脆弱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相比于对他者关怀，他们更愿意关怀自己，希望自己的创伤被承认、被共情、被弥补。大学生们深知结构性的暴力，却也栖息其中，为无法行动的自己免责。以个体为中心去叙述，去生活，这当然是一种对宏观话语和权力的反抗，但这是否也意味着所有人都更关注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而放弃了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联系？

这段话看起来很厉害，但是我对这个选题的“理解”在哪里？且这种“理解”是不是真的？我挪用了一些学者的论述，但我是否把学者的概念套用到了年轻人身上？我只看到一个写作者在装作共情地“点评”大学生们。

这篇稿子发布之前，编辑和我电话聊过许多次。那天晚上我很崩溃，我心想，这么一个简单的小破稿至于吗？我真的不知道导语该怎么改了，就不能拉出来一些重要素材、一些观点和金句，或者把现在大学生的特点罗列一下放在导语里吗？

真的不能。后来，编辑于蒙告诉我，要把我的感受写清楚。可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在做这个选题的过程中，我都很复杂很混乱。我的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在和年轻人们对话时的真感受是什么？

想了很久，我决定把素材暂时放远一点。然后，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②

毕业照是留存的“附近”。它记录着一些具体：共度四年生活的同学和老师，令人昏昏欲睡的阶梯大教室，和朋友拖着手夜聊绕了一圈又一圈的操场，和恋人第一次拥抱的那棵树下。它也记录了一些抽象的东西：在大学，我们终于穿墙而过，度过了把人压缩成物品的高考，得以第一次向外看见他人，探索世界。当然也有向内的探索自我，我总觉得我们不是天然地就是自己，对我来说，我是在经历过大学后才成为了我自己。

毕业照应该是纪念这些的对吗？在不拍毕业照的帖子下，我看到另一个tag：#毕业不是终点，你们死了才是#。

“你们”是谁？是舍友？同学？老师？还是大学里的各种规则？消逝的“真理、自由”大学精神？大学生对大学为何变成了“纯恨”？

录制这期播客的感受过于复杂，谈话开始，我带着些许“猎奇”的视角去听大学生的生活，然后逐渐失语，无法给出任何回应或是判断。有几次，我想像社会学家或大学老师一样，建议年轻人不要如此功利，要勇于跳出规则冒险。也有几个瞬间，我非常痛恨知识分子和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为年轻人建造一个更安全自由的空间？他们应该拥有创造性的灵魂和友爱的共同体，这本是我们大人的责任。

这段话要比前面的好很多。我相信大学应该提供共同体和自由、探索等精神，但我听到的是功利化、纯恨、失语。上一代人总想用或老师或学者的姿态去修正他们，但现在的年轻人正处于一个更不安全的空间，而“安全”本是上一代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写到这，我总算是触及到一点真问题了。

“作者性”不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解，而是把自己作为方法，找到自己和选题之间连接的点。这个过程有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学习“作者性”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不是学会了之后就每天都有的。我是写了这么多年以后，才稍微摸到一点门道。现在我写稿，编辑于蒙还会和我说：“你怎么又没自己的语言了？你怎么又没作者性了？”

学习作者性，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二）播客经验

播客制作也是同一个思路。到底什么是《异见房间》的声音？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是《024｜谁杀了金赛纶？》那一期。

悲剧发生在2025年的2月。24岁的韩国女演员金赛纶在家里被发现去世，现场没有外部入侵的痕迹，所以警方判定她是自杀。当时金赛纶的家人在YouTube上面说，金赛纶跟金秀贤有过六年的恋情，金秀贤在她生前追讨七亿韩元的债务，导致她心理崩溃，最终选择了轻生。

这桩悲剧混杂着太多复杂的问题：作为伪命题的女性“性同意”、职业控制下的情感剥削、媒体对舆论的操控、社会大众对两性的双标，性剥削如何假借艺术之名为男性带来道德上的豁免权......

这件事有很多播客聊过，也有很多媒体写过上述问题。我问自己，一个女明星自杀了，你会怎么讲述这件事？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你会怎么说？

这个事件让我联想到了电影《下一个素熙》。一个叫素熙的女孩自杀了，但是杀害她的人是谁？其实是一个无形的、吃人的庞大系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感觉到这么痛苦，到底是谁让我们这么痛苦？我们总感觉到被伤害，可伤害我们的到底是谁？受害者可能想要复仇，却发现面对的是一个结构。

金赛纶也是以自杀的方式离世，但杀她的不只是金秀贤，而是一个更大、更结构性的东西。所以，当“谁杀了金赛纶”这个句子出现在我脑子中的时候，我发现，这件事讲述起来就变得非常简单。整期播客其实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谁杀了金赛纶？社会学家说，自杀是最具社会性的一种他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呈现社会文化、法律、舆论、娱乐产业对一个女性的全方位绞杀。觉察结构性的问题，看见悲剧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是我做这期播客的思路。这句话并不表达立场，而是要把“无形的加害”写成可见的、可描述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用一个问句来总结选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是评价，而是问题意识。有了这句话，你就会自动生成采访提纲、资料清单和结构章节。当你问出这个重要的问题以后，创作就变成了只需试着回答它的过程。

从这期播客以后，我感觉自己好像迈进了“作者性”的大门。按照这个思路，每次看到一个选题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提一个当下的自己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自然地组成了播客的内容。

一个公共事件发生了，所有的媒体都会关注，可是到底怎么讲故事、怎么切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里凝结的就是不同创作者的思想趣味、好奇心和理解力，是我们对自己生活和周遭世界认识的结论，是关于周遭世界的一切认识的总和。

（三）训练方法

关于周遭世界的理解力和洞察该如何训练？

《人物》的编辑姚璐老师说过，通过小说理解人性和叙事，通过社科类书籍理解社会的框架。因此，我训练“作者性”的方法便是多看书，多看电影，看完后找到感触最深的那个点，试着用一句话总结它，再清楚地厘清它，说明它。

每次看到一个公共事件或一部作品，都可以强迫自己写一点东西，去回答这三个问题：

·我被什么点吸引？

·我真正困惑的是什么？

·我的那句作者性句子是什么？

大家也可以多和身边人聊聊。当你想要给别人安利一部作品时，一定要找到这部作品和对方、公共生活或时代情绪的连接点。当你想着“我要怎么样去告诉别人，这个事很重要”，这个过程就是在展示自己的“作者性”了。

为什么做《太平年》的选题，就因为它正在热播？为什么要推荐一个动漫《鬼灭之刃》，就因为它票房高？

有很多年轻的作者，会因为最近看了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产生报选题的想法。但看了一部电影，读了一本书，不能天然地构成一个选题。一个好的选题，背后应当勾连着时代的变化。作为创作者，我们应当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

一个选题可以分为表层和底层。选题的表层是一个事件/作品/人物，底层则是一条时代变化的线。一个作品能不能构成选题，取决于它是不是那条线的“截面”，即读者能不能通过它，看到这个时代正在变化的东西。

这个时代的“现在”，不是日历上的某一天，而是当下人们真实的情绪与渴望，是社会结构、行业规则、技术与观念正在发生的真实变化，也是这个时代最需要、最稀缺的故事与表达。

电视剧《太平年》讲述的是一个五代十国的故事。在第八集中，钱弘俶夜里偶然撞见郭荣在死者遗体前鞠躬祭奠。钱弘俶问：“你这却又是何必？”“人都死了，拜与不拜又有何用？”郭荣答：“因为他本不该死，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

“拜与不拜又有何用？”是典型的犬儒逻辑：反正结局改不了，那么姿态是无意义的。而剧中郭荣的祭奠与坚守，反抗的是“反正无用便不必较真”的犬儒。尽管世风日下，郭荣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大势，但还是应当鞠躬，因为这是对内心准则的坚守，是在心中保留一个“这件事情不该发生”的坐标。

太平年第八集剧照

一个五代十国的故事和当下的关系，在于讲述清楚了一种很现代的精神困境：当你无法改变大势，还能不能保住内心的法庭。这是很动人的，这种叙事出现在我的很多篇稿子里。比如《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冯文学有他内心的法庭，有他对人之为人尊严的坚守。

时代性，不是“发生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一个人活过很多年代”。时代性是指，这个选题里能否看见某个时代独有的压力、欲望、结构和情绪。也就是说，它不是背景板，而是内容本身。

在人物稿的写作中，作者往往会堆叠年份和事件。例如，1995年某人出生了，2005年他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变故。这种写法其实不构成时代性。真正的时代性在于，这些变化是怎么样穿过了他的命运，影响了他的语言、身体、选择，乃至他的整个人生。

我读过的一篇具有时代性的稿子是《。王刚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九十年代的商业弄潮儿，以及新世纪的金马奖编剧。他是莫言的同学，靳树增的手下，冯小刚的编剧，却始终未能以自身闻名。

王刚身上的时代性不在于“经历了中国三十年历史”，而在于他的前半生被这段历史塑形了。比如，他和莫言是同学，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共同经历了怎样的教育、城乡经验和社会流动？“特殊年代”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他后来又如何带着那套创伤、机会和伦理继续生活？如果这些能被写出来，这个人就不只是“见证者”，而是一个时代结构的切面。

“与时代勾连”可以理解成一个更具体的操作问题：作者能不能回答——这个人的命运，为什么只能在这个时代发生？或者从反面来说，如果他身处别的年代，这些事还会发生吗？答案是不会的话，就抓到时代性了。

《异见房间》的很多选题也都是从“时代性”出发分析一个事件的。比如《041｜“魅力女人课程20年”，从ayawawa到周媛》探讨的是为什么ayawawa火在“剩女”作为互联网年度热词的时代，而周媛火在此刻；《042｜从“白云黑土”到“沈马cp”，春晚36年亲密关系小史》梳理了春晚小品里亲密关系叙事的变化，并探讨了婚姻/家庭作为一个小社会，其中的钱、面子、权力分配、代际伦理以及背后的时代，从集体到市场，房价与生育，社会信任的变化，城市化与流动。

但时代性也要小心一个误区：它不等于“大历史感”。不是只有宏大叙事才有时代性。很多真正有时代性的题，恰恰是非常小的。像《现在的大学生连毕业照都不拍了吗？》这种题看上去都不“大”，但它们内部藏着非常强的时代情绪和结构变化。

王天挺老师说过：“其实我们就写一个人，我们经常写TA，因为这个人在时代中代表了某种象征性的意义。我们就是要说清楚这一点，TA在时代中所代表的角色是什么，最后TA能展现我们这个时代。”

人物稿真正要写的，从来都不只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在时代里的位置。也就是说，一个人物之所以值得写，不是因为他足够惨、足够传奇或足够成功，甚至也不只是因为他“有故事”，而是因为他身上凝聚了某种更大的东西：一种处境、一类人、一套价值、一种社会变迁留下的痕迹，或者一种正在形成的时代情绪。大家可以看一些经典的特稿，如《太平洋大逃杀》和《大兴安岭杀人事件》。

我的很多选题也是这个思路。去年大家都在聊《芳华》，聊悼明。为什么这些话题会突然火起来？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情绪？《其实想讨论的是一群年轻人的想法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也是如此。过去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所有人都知道危险；现在医院把风险遮蔽了，大家觉得生孩子很轻松，但真出了事又接受不了，矛盾才会彻底爆发。

医院楼梯间窗户边晾着的衣服和毛巾

《鬼灭之刃》是我看过很多遍的一部动漫，我觉得它是真正的时代之作。编辑问我，你怎么让从来没有看过动漫的人想要去看这部呢？其实他问的是，你怎么找出来这个作品的当代性，让人看到这个剧和自己的关联，甚至产生共鸣？

我认为《鬼灭之刃》和现实的关联在于暴力。我关注到如今互联网上形成了许多不同的阵营，不同的阵营之间互相诋毁和攻击。人们在各自的阵营中寻找安慰，结成同盟，便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行使语言暴力。

我琢磨了很久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考虑篇幅原因，有所节选）：

今天，少年漫应该怎么写战斗？进一步说，创作者应该怎么写暴力——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完全正当”的暴力？

这部作品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是：炭治郎为什么要战斗？炭治郎怎么战斗？

第一个问题是：炭治郎为什么要战斗？主角炭治郎是个卖炭人家的孩子，没有野心、没有宏大的理想，他想做的只是在恶鬼横行的时代活下去，并把成为鬼的妹妹变回人类。也就是说，炭治郎的战斗动机不是“我要变强”，而是“我不能不战斗”。

正因为框架太正当，它反而带来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果“杀鬼”是绝对正确的，那暴力就可以被写得很轻松——敌人是恶鬼，杀了就好，伦理问题可以被直接绕过。但《鬼灭》没有这么做。它反过来问：鬼吃人、人杀鬼，这是否意味着双方共享同一种暴力语言？

所以《鬼灭》的关键不只是“炭治郎为什么战斗”，还在于第二个问题：炭治郎怎么战斗。作者吾峠呼世晴几乎是固执地，让炭治郎在挥刀时仍然保持温柔，甚至对鬼也保留某种共情。炭治郎的刀并不是为了享受胜利，更不是为了证明力量；它更像一种被迫的终止——止住正在发生的恶，但不把挥刀当成自我完成。

我想说的是：《鬼灭》并没有否认必要的暴力。它否认的是暴力的“纯洁性”——否认那种“我正义，所以我干净”的自洽。 它不断补上对手的前史与临界点，让我们看到暴力链条的前一环，再前一环：谁先伤害了谁？谁先把谁推向了非人？这不是为施害者开脱，而是提醒我们：当你认为自己完全正确时，你最容易开始享受挥刀。

而《鬼灭》试图做的是：止住恶，但不把对方写成需要被“清洗”的异物；必要时挥刀，但不把挥刀写成荣耀与快感。 这是吾峠呼世晴给出的答案，也是我推荐《鬼灭之刃》的原因。

观影《鬼灭之刃无限城篇》入场特典（版权为ufotable所有）

Q：对于刚入门的写作者，从没那么感兴趣、没那么有“作者性”的选题中开始积累经验，是必经的过程吗？

A：不一定，当你主动报出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选题时，就已经有作者性了。之前有位同学报过关于减肥、催吐的选题，她说自己混过相关小组，能理解那些人。这份真诚就让选题有了作者性。所以一定要写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只有真心想去了解，才有动力，别把创作变成痛苦的事。

Q：在做专业性较强的选题时，如何高效搜集资料、找到真正有用的参考书目？如何利用平台筛选书籍，避免在陌生领域找不到合适资料的问题？

A：针对医疗、法律这类领域，我的核心思路就是“穷尽式阅读”——把能接触到的资料尽可能都看一遍。我也会去问出版社的朋友，让他们推荐近两年比较重要的书，然后自己去阅读。我还会参考豆瓣等平台上的书评。总之，放平心态多阅读，有些当下用不到的知识可能之后会用到。

Q：采访后，面对大量录音和笔记，您一般会按哪些顺序整理？如何在录音和笔记中整理出有用的素材？

A：我一直采用笔记+录音的方式：录音全程开着，并在本子上标注时间点。我遇到重要内容会随手做标记，提醒自己这段很关键。

整理素材时不需要从头听到尾。先抓笔记里标记的重点，改稿需要细节时再回录音里查找。从录音和笔记里筛选有用素材，核心是相信自己当下的感受：采访中哪句话最戳你、最让你意外，就是最有价值的内容。

就算没时间当场整理，也一定要在脑子里过一遍当天的采访，和编辑、朋友聊一聊，查漏补缺。整理素材的思路，要提前放到采访过程里，好素材是在现场就被你抓住的。

Q：在您的工作中，编辑会如何支持作者找到“作者性”？您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场景故事？

A：我们经常会和主编争取，甚至有作者会说不要工资也要做某个选题。多坚持几次去报一个选题，编辑们就会相信你是真的热爱，愿意让你去做。我之前报外卖员相关的选题，主编一开始不理解，作品发出来后，他也觉得幸好我坚持了。我刚做记者时更冲动，不能出差就自费车马偷偷飞走，把主编气坏了。年轻人有这种冲动很正常，也是很可贵的。我的建议是有感兴趣的选题就要去做，哪怕做得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