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波斯湾局势不断升级，使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尽管该地区面积不大，但它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关键通道，世界能源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不稳定，带来的影响将不仅限于中东，全球油价、工业成本、航运秩序以及粮食安全都会受到牵连。对中国而言，这场危机既是压力，也是考验。然而，它也可能带来新的机遇。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将压力转化为调整方向和优化结构的动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实践副教授马志德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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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与影响

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可小觑。 它连接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承载约40%的液化天然气和近20%的原油运输。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19年，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总量达2100万桶，约占全球贸易的20%。

也正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不稳定性会显著影响全球油价、工业成本和粮食安全。2019年，由于伊朗油轮被扣事件，国际油价一度上涨4%。研究显示，油价每上涨1美元，可能导致中国工业生产成本上升0.3%。

近期中东局势升级，许多依赖该地区能源的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明显变化：交货延迟、订单取消、炼油厂压力上升、航空和航运路线调整，甚至某些工业活动放缓。这些变化对无数企业和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成本造成了直接影响。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例如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出现加油站排长队、丙烷分销中心拥堵、货运停滞、化肥短缺等现象。石油价格的波动会引发一系列产业链反应，比如基础原材料如聚合物、塑料和化肥的价格上涨，运输、保险和物流成本也随之增加，进而影响制造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消费品行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导致多个产业链条的紧张与不稳定。

战争的经济影响并不仅限于油价。截至四月中旬，中国的名义零售燃油价格自冲突开始以来已上涨超过31%；相比之下，同期美国的平均油价上涨超过38%。这些上涨转化为供应链上的连锁成本压力。用于制造聚合物、化肥和塑料的石化原料在不同市场的价格上涨幅度在50%~100%，而运输和物流成本也以类似倍数上升。许多制造商品中含有石油衍生成分，油市的日常波动加大了生产者和分销商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化肥短缺在这一播种季节威胁着脆弱国家的粮食安全，加剧了人道主义和经济风险。这种冲击波及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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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能源韧性与面临的挑战

相比于日本和韩国等依赖海湾能源且缺乏替代来源的国家，中国近几年致力于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因此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增加了缓冲空间。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摩擦和拜登政府的技术限制背景下，中国加快了关键进口的多样化。俄罗斯东部的石油出口成为地理上方便的替代方案，可以绕避海湾。

同时，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使其在全球安装能力上处于领先地位，保护了应对进口化石燃料冲击的能力。此外，中国还有丰富的国内煤炭储备，必要时可用于发电，尽管这与脱碳目标相悖。这些都使中国在危机来临时显著减少了被动应对的风险。

在局势升级前，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有13%~15%的石油进口来自伊朗。许多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最终流向中国。这表明中伊间相对稳定和集中化的能源贸易关系短期内对中国提供了一定保障。然而，从更大的国际环境来看，这种关系并不稳固。美国正不断加强对伊朗能源出口的限制，旨在切断伊朗收入来源并促使伊朗政府回到谈判桌。一些分析指出，伊朗在海上可能留下多达2亿桶的原油，若找到转运渠道或合法解决方案，这些货物或许能提供给中国或其他买家。

这些措施确实降低了中国的相对脆弱性，但中国并没有完全免受影响。对工业，尤其是依赖石油衍生物的石化和制造业来说，后续影响依然显著。聚合物及相关材料的价格飙升，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成本增加，同时运输费用的上涨和供应链的碎片化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危机也全面影响了中国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给“双循环”战略带来了复杂挑战。如何在国内消费与生产循环之间，以及与全球贸易的持续融合中找到平衡，是一个重大考验。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各国往往优先考虑国内供应，持续的短缺和高价可能使得中国更加关注内部需求和战略库存，从而减少对外供给的承诺。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也将加大，但政府的政策工具，如价格控制、补贴和储备释放，能够比许多开放市场经济体更有效地减轻直接影响。

在能源和航运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显然会更倾向于优先保障国内供给，从而尽量减少外部波动对经济的冲击。尽管政府手中拥有价格调控、补贴和战略储备等短期稳定工具，但从长远来看，外部能源风险带来的通胀压力和产业链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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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机中寻找转型的机遇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虽然为中国能源安全带来挑战，但同时也可能为中国提供新的外交、产业和金融发展空间。

在外交层面，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原则，不会在军事冲突中公开站队。中国与伊朗有长期合作关系，同时也在加强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往来。这种均衡关系使得中国更适合扮演调解者而非对抗者。

对中国政府而言，这是展示“稳定力量”的机会。如果能够在适当时机推动对话、支持局势降温、参与人道援助，中国在中东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有望提升。与一些西方国家常见的军事介入外交相比，中国方式更克制、更务实、条件更少，因而更易被发展中国家接受。

在能源外交方面，中国若能在适当范围内动用战略储备，帮助面临能源短缺的国家缓解危机，不仅能提升国际形象，也可能减轻美国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的海运、物流和港口企业可能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在中东及周边地区的存在。这次危机对它们而言，不仅是挑战，更是业务拓展的新机遇。

从长远来看，这场危机可能加速中国的能源转型与供应链重构。面对外部油气风险，中国需要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推动交通电气化、发展低碳技术，并提高本土供应链的自主性。这些措施逐渐转变为国家安全层面的必要选择，而不再只是“绿色发展”的附加选项。

中国在太阳能、风电、电动车和储能领域已占据相当优势，未来若能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不仅能降低对进口油气的依赖，还能推动中国由“能源消费大国”向“绿色技术输出国”转型。

此外，货币和贸易政策也可能因此加速调整。美元的波动及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将促使更多国家重新考虑结算体系。中国可借此机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本币贸易结算比例，并加强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从而在国际经贸中获得更多主动权。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还可加大力度开发陆地运输路线，减少对海上瓶颈的依赖。现有的中巴走廊可以通过加强铁路和管道连接，延伸至伊朗，对该地区港口和运输设施的投资将创造新的能源和商品运输通道。尽管这类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昂，且可能在政治上敏感，但带来的战略收益和市场准入机会是巨大的，也能惠及中国建筑行业。

另外，全球危机虽然带来了不确定性，但同时也为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金融体系多元化提供了窗口期。在国际局势不稳定、能源价格波动、供应链重组以及部分国家对美元体系产生疑虑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借助自身的制造业能力、贸易规模和金融合作网络，推动人民币在更多国际场景中使用。人民币在未来有可能成为美元之外的重要国际货币，尤其是在全球对美元体系依赖较深、部分国家希望降低美元风险的背景下，人民币具备一定的替代潜力。

不过，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单纯依靠经济规模就能自然实现的过程，它还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制约。例如，SWIFT系统在全球跨境支付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美元体系与现有结算网络之间联系紧密，这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推广面临现实障碍。因此，中国如果希望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建设更加独立、稳定、可信的交易和结算平台，为更多国家使用人民币提供便利条件。

有评论称，这次危机会加速能源转型，也有人说高油价反而会让各国重新拥抱化石能源。我认为，新能源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大方向，但这个转型过程并不容易。传统能源体系长期存在，涉及产业链、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和就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因此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需要较长时间。

同时，新能源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推动，包括补贴、产业规划、技术研发支持以及市场规则建设等。对于中国而言，新能源不仅是环保议题，也是产业竞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如果中国能够在新能源技术、生产能力和海外市场布局方面保持优势，就有机会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展望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将继续影响全球油价和市场稳定。中国需充分利用此次危机中的机遇，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未来发展方向可能包括：

• 通过战略外交，积极参与调解，增强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 推动国内能源转型，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借助全球对清洁能源需求增加的机会，争取在这一新兴市场占据先机。

如果中国能妥善应对此次危机，不仅能确保自身能源安全，更能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通过结合外交斡旋、能源保障、绿色转型和基础设施布局，这次危机或将成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更多主动权的新转折点。关键不是“危机会不会来”，而是“当危机来临时，能否将其转化为有利于自身的机会”。

但要强调的是，这些机遇不应延续中国企业过去向他国倾销过剩产能、以低价抢占市场的做法， 而应与有意愿的国家开展合作，在多个国家共同构建集研发、生产、流通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助力更多国家和地区完成转型升级。

教授简介

马志德教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实践副教授，全球管理硕士CEIBS-ESCP双学位课程副主任。在加入中欧之前，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国际MBA课程主任。马博士毕业于西蒙·弗雷泽大学获得国际商务博士学位和国际商务MBA学位，于北京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