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二十讲》

作者：黄朴民

版本：新时代出版社

2026年4月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曾被不少人视为兵书。如唐代王真认为：“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宋代苏辙也指出：“……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子何异。”而《隋书・经籍志》子部兵家类则著录有“《老子兵书》一卷”。他们的看法虽不一定完全恰当，但毕竟多少注意到了《老子》中含有较丰富兵学思想的这一事实，并初步揭示了它在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因此，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老子》对战争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

与孔子和墨子等人一样，《老子》对战争持基本反对和否定的态度，明确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并强调，对战争应采取远而避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换言之，其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很显然，这集中地反映了《老子》一书对待战争所持的根本立场与基本态度，即从天道有好生之德、自然清静无为的哲学原则立场，愤怒控诉当时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严厉抨击战争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进而全面否定、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争霸与兼并战争，对天下“和平”提出强烈的诉求。应该说，《老子》的这些思想，同儒家孟子对战争罪恶的斥责，以及后世“诗圣”杜甫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行径的批判，实有异曲同工之效果，即所谓“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

《老子》坚持这种反战观点，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其立足于无为立场观察探讨军事问题的必有之义。《老子》主张“无为”，认为“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因为“无为故无败”，又“无为而民自化”，所以，高明的统治者应该致力于“无为”，做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并认为由此则可“无不为”，达到理想政治的最高境界。与“无为”相对立的则是“有为”。在《老子》看来，它是妄为，是无事生非，背“道”离“德”，害莫大焉。而战争则是最严重的“有为”，是违反自然本性的极致，因此理所当然要坚决地加以排斥和反对。

其次，《老子》反对战争，也是其考察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战争，充分看到战争种种消极后果的自然产物。《老子》认为战争的后果非常消极。它一是给农业生产和民众的生计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给社会物质文化造成可怕的损失。二是势必导致惨重的人员伤亡，“杀人之众”，违背“天道”厚生好德的本性，并酿成尖锐激烈的阶级冲突。战争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也应予以否定。

最后，《老子》反对战争，更是其朴素辩证法思想指导下战争观构建的客观反映。《老子》认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在矛盾中，柔弱、虚静的一面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制约着刚强、躁动、被动的一方，“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而战争的本质乃是刚强，表现的形式则是骚动、躁乱，因此它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换言之，战争本身意味着衰败和死亡，即所谓“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因此，从“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的理论逻辑出发，对以“刚强”为本质属性的战争活动也不能不采取贬斥和否定的立场与态度。

然而，面对春秋后期战争日趋频繁与激烈的现实，《老子》也只好不情愿地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凭借战争的手段，来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老子》也强调指出，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炫耀武力，忘乎所以，而应“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老子传奇》（2016）剧照。

具体地说，就是“善有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这里所谓的“果”，是指达到某种目的或取得有限的胜利。它的实现并非主观的愿望，而是被迫选择，如《孙子兵法・火攻篇》中所言：“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所以，即使是打了胜仗，也要视之如同凶丧之事：“战胜以丧礼处之。”如果忘却了这一点，以战争取胜而得意，津津乐道自己的斩将搴旗之功，这实际上是以杀人为乐事，是人道泯灭、人性沉沦的标志，所谓“人异于禽兽也几稀矣”，最终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冥冥之中受到“天道”的惩罚：“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老子》认为战争是巨大的灾难

在表明自己坚决反战立场的同时，《老子》也初步探讨了战争的起因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首创的意义。《老子》认为，社会上有“五音”“五色”“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等诱惑与享受，就会大大刺激人们的欲望和邪念，而有了欲望就会引起争夺，争夺愈演愈烈，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武力冲突，最终导致血腥残酷的战争。

在《老子》看来，当时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战争不休、兵连祸结的“不道”现象，就在于统治者受贪得无厌的欲望的驱使，汲汲于追逐私利、图霸称雄，而不能够做到淡泊悠然、清静无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此，《老子》苦口婆心地提醒那些让利益冲昏了头脑、迷失了方向的统治者，警告他们：“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这种对战争起因加以考察探讨的情况表明，《老子》不但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而且已开始注意寻找消弭战争的根本方法了。

总之，《老子》认为战争是巨大的灾难，是严重的罪过。换言之，它的作者是以战争的有无或多少，来区分天下是否“有道”和社会机制是否健康正常的，即“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为了消弭战争，除了从根本上做到贵柔、守雌，“清静无为为天下正”外，《老子》还幻想用“以静为下”的道理说动当时的诸侯国，让大国、小国都能够“以下”对方，从而“各得其所欲”，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存，在放弃武力、制止战争的前提下，协调处理好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具体地说，在《老子》看来，国与国之间的对峙与冲突乃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大国兼并小国，小国抗拒大国，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愈演愈烈，不可收场。为了使敌对双方不至于在斗争中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应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老子》认为，应该找到一个化解矛盾、减少震荡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各退一步，谦让无争，“两者各得其所欲”，其中，“大”者以“仁厚”待“小”，不可锱铢必较，恃强凌弱，“小”者则以“睿智”事“大”，切不宜主动挑衅，以卵击石。这样便可以消弭争端，彼此相安了。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能耐再大，也不能包打天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泰山不却微尘，故能成其高。

当然，《老子》既看到矛盾的全面性，更看到矛盾的重点性，他认为在当时大国与小国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中，大国占有主导的地位，制约和规范着双方关系的存在与发展。因此，解决问题的重点便落在大国的身上，大国应该首先切实地承担起谦让无争的主要责任，“大者宜为下”，对“小”者以最大的包容，对“弱”者以最大的扶助。《老子》的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其作者面对争霸兼并战争日趋频繁激烈的现实，致力于消弭战争，孜孜追求和平、构建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殷切期望。它虽然属于无法实现的天真幻想，但其所蕴含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宗旨——谦让和谐，却是有价值的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从事现代外交事业仍不无积极的启示意义。

《老子》认为，这样一来，社会就可以真正迈入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其孜孜追求的社会与自然之间均衡协调、和谐发展的理想就能获得圆满的实现。

《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

《老子》否定和反对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忽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为了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并进而减少战争的损失，最终消弭战争，《老子》一书中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军事原则，作为在“不得已”情况下实施战争的指导。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更与军事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指导战争的有益思想启示。

这首先表现为“善胜敌者不与”的战略指导。《老子》从“不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立场出发，明确提出，在战略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其要云：“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所谓“不与”，就是“不争而善胜”，即避免和敌人作正面的冲突，以“无为”“不争”的方式来实现战略上的全胜。《老子》的这一思想和孙子“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全胜战略颇有相通之处，也与《逸周书・柔武》所倡导的基本观念如出一辙，“胜国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只不过孙子所说的“全胜”立足于“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原则，且有“伐谋”“伐交”等积极有效的手段作为保障；而《老子》所言的“不与”，则是其“无为”思想在战争问题上的演绎、贯彻。同时，《老子》也未曾提出保证其得以实现的具体方法，仅仅是侈谈“以无事取天下”，这样就多少有点陷入主观臆想的泥淖，走入某种思维误区了。

《老子传奇》（2016）剧照。

《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其次表现为揭示了用兵打仗的基本特点以及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老子》在历史上第一次区别了治国与用兵的不同方法要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意谓用正规的方法（即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国家，用奇谲诡诈的方法来指导用兵打仗。即如范应元注云：“兵以禁乱除暴，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以为常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以奇异之谋也。”这充分体现了它对从事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同特点的认识，准确概括了军事斗争崇尚奇变、诡诈为本的本质属性。这是对西周以来旧“军礼”传统的一个否定，用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的话说，就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作之兵并作”。

尽管《老子》对“奇”“正”范畴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还没有做出具体深入的阐述，但提出“奇”“正”范畴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表明《老子》开始触及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充实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至于对克敌制胜条件的认识，《老子》的识见也不乏精辟独到之处。他强调在战争中要注意避免犯“轻敌”的错误，认为轻敌自大是用兵的最大灾祸，会使自己走向彻底失败的深渊，“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这一观点与孙子“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的思想实相吻合。在说明“轻敌”危害性的同时，《老子》还进而阐述了不“轻敌”的益处，“故抗兵相加，而哀者胜矣”。敌我兵力相当，哀兵一方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其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克敌制胜。

《老子》还十分重视政治条件的优劣对夺取战争胜利的影响。它指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所谓“慈”，就是仁慈、宽容。在老子看来，在军事活动之中，“慈”的重要性显然毋庸置疑，对统治者来说，它既是爱心与同情心，又是包容性，是领导的胸襟与肚量，既要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要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不以个人的好恶与是非为标准，避免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窘境。总之，“慈”就本质而言，就是包容与亲和力，有了它，人类才能够友好相处，才能够化解矛盾，团结一致，凝聚起最大的力量，所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老子》进而指出，统治者如能做到谦恭自律，以宽容、仁慈的态度对待臣民与士卒，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叫作“善用人”，善“用人之力”。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将应付自如，无往而不利，所谓“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应该说，《老子》这一思想是同春秋时期以“重民轻神”为中心的民本主义思潮勃兴之历史大趋势相一致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进步性。

从军事哲学高度阐述“后发制人”作用和地位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表现为对“不敢为天下先”后发制人原则的阐发。“后发制人”是军事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质就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创造有利条件，以实现反攻歼敌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与“先发制人”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先发制人”重在先机之利，而后发制人重在待机破敌。古代兵家都重视后发制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早在《军志》中就有“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以待其衰”的论述。

《老子》是中国历史上从军事哲学高度阐述“后发制人”作用和地位的第一家。《老子》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是主张以退为进，以柔克刚。这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就是欲取先与，后发制人，即所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其含义就是：要战胜敌方，首先要实施退却防御，使对手骄横自满，忘乎所以，然后再寻找战机予以打击，一举破敌。在《老子》看来，如果主动进攻，便会陷于失败，“舍后且先，死矣”，真正高明的战争艺术，在于“进道若退”，在于“不敢为天下先”。

应该说，《老子》有关柔弱胜刚强、后发制人等主张，非常深刻地道出了弱者一方绝处逢生，高明逆袭制胜强者的真正奥秘，“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互相转化、循环往复状态之中的，“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既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也同样是社会领域的普遍属性，用《孙子兵法・虚实篇》的话说，就是“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处于柔弱的一方，只要能真正做到韬光养晦、隐忍待机，“不为天下先”，以时间换空间，暗中积蓄力量，创造条件，欲擒先纵，后发制人，必定能巧妙顺利地完成优劣态势的转变，化被动为主动，转弱小为强大，变不利为有利，最终触底反弹，否极泰来，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东周列国・春秋篇》（1996）剧照。

在中国历史上，周室统治者向商纣王故示恭顺，“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最终牧野一战，“小邦周”一举聚歼商纣王统率之军，推翻“大邑商”的统治；越王勾践屈辱事吴，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一举灭亡吴国，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汉初统治者卑辞厚币，与匈奴“和亲”，待准备就绪后大举反击，战胜匈奴，迫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等等，均充分证明了《老子》兵学上这一重要策略原则的普遍指导意义。

不过，受其哲学上贵柔守雌理念的制约，《老子》对后发制人原则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拘泥偏颇的局限，这体现为它一味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把防御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而不敢实行有利条件下的主动进攻。换言之，我们看到《老子》在讲进退、刚柔、强弱、先后、得失之时，总是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弱、后、失，提倡所谓的“不敢进寸而退尺”，而一味否定进、刚、强、先、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朴素辩证法的逻辑力量，就等同于将后发制人的原则凝固消极化了，以致窒息了它本身应有的旺盛生命力。

在这方面，与《老子》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范蠡，其相关认识，似乎就显得更为辩证，更为合理。在范蠡那里，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的内在关系乃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后发制人固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先发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方针的不同应用，都必须随时随地、灵活机宜地加以处置。在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在先发制人时，则要取法于阳象，即雷厉风行，迅猛进攻，所向披靡！对此，范蠡本人曾做过深刻系统的论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从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认识可以看到，其思想既渊源脱胎于《老子》，但又有所发展和丰富。范蠡避免了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主张量敌用兵，灵活机动，或进或退，或刚或柔，或先或后，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本文选自《中国兵学二十讲》，文中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黄朴民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