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达尔德在“政客新闻网”欧洲版（Politico.eu）发表的专栏文章指出，著有《战争论》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战争定义为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但华盛顿本末倒置——历届美国政府都将战争视为诸如外交破裂等政治失败后的最后手段，且往往毫无预设的政治目标。

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中，美国坐拥全球顶尖的军事体系，装备、技术、后勤与战术水准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堪称史上军事力量最强的超级大国。但一个极具反差的现实长期困扰美国战略界：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再未取得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胜利。

关于战争的本质，克劳塞维茨留下经典论断：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这意味着军事行动永远服务于政治目标，手段必须服从目的。然而在美国数十年的对外用兵实践中，这一基本逻辑被彻底颠倒。美国前驻北约大使达尔德精准指出，美国对外挫败的核心，并非火力不足、装备落后，而是战争思维存在根本性缺陷。

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皆是典型案例，美军凭借强悍战力快速击溃正规武装，却因缺乏清晰的政治重建目标与社会治理方案，陷入长期治安战、游击战泥潭，最终留下满目疮痍的动荡局势，自身深陷战争泥潭、无功而返。如今持续拉扯的美伊博弈，更是集中暴露了美国这一战略弊病。

回望二战后美国的对外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成为其最后一场完整胜利。这场战争的成功，源于老布什政府清晰克制的战略规划：设定有限、明确、可落地的政治与军事目标，仅以驱逐伊拉克占领军、恢复科威特主权为核心，达成目标后迅速停手、果断撤军，不盲目扩张战线、不贪求额外利益，完美实现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的统一。

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伊拉克战争，彻底背离了这一理性战略思维。美方贸然推进“攻占巴格达、改造中东格局、输出西式民主”的宏大目标，盲目扩大战争边界，最终陷入长达十年的消耗战。战争不仅透支美国国力，彻底打乱中东区域秩序，还滋生极端主义、区域分裂等诸多后遗症，为后续长期动荡埋下隐患。

如果说小布什时期的战略失误是过度冒进，那么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操作，则凸显出战略认知的浅薄与随意。缺乏系统外交与战略训练的决策模式，让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毫无章法，既无清晰的政治谈判目标，也无可行的战后管控方案，单纯寄希望于火力轰炸迫使对方屈服。这种简单粗暴的武力思维，让美国在中东博弈中不断陷入被动，战略困境持续加深。

综合达尔德等战略学者的分析，美国对外用兵屡战不胜的核心，源于三大难以突破的结构性缺陷，三者叠加，彻底锁死了美国的战争收益。

第一，手段与目标倒置。美国的战略决策往往优先考量军事手段的可行性，而非先锚定清晰的政治目标。常规决策逻辑沦为“能打就打、打完再说”，导致大量军事行动没有明确的成败标准、没有既定的退出路径。最终即便取得战场优势，也无法兑现政治收益，陷入“打赢战斗、输掉战略”的僵局。

第二，战略目标过度膨胀。美方常将军事干预绑定不切实际的宏大愿景，例如在伊拉克推行全面民主重建、在阿富汗重塑当地社会体系。这类目标理想化、跨度大、落地难，远超军事力量可承载的范畴。军事行动结束后，美方无力完成复杂的社会治理、秩序重建、族群调和工作，最终导致局势反复动荡，前期军事投入全部付诸东流。

第三，长期低估对手的非对称意志。无论是越南、阿富汗还是伊拉克，美国始终迷信硬件战力优势，却严重忽视对手的民族意志、本土作战优势与抗争决心。美军的火力、装备可量化碾压对手，但人心向背、民族诉求、抵抗意志是无法用武器衡量的核心变量。这一认知偏差，让美国在非对称冲突中持续消耗、难获全胜。

面对数十年屡战屡挫的惨淡战绩，美国战略界已然开始反思纠错。达尔德等学者明确呼吁，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必须回归温伯格-鲍威尔原则：仅在关乎核心国家利益时动用武力，设定清晰、具体、可实现的军事与政治目标，争取国内外广泛共识与支持，同时提前规划清晰的退出策略，杜绝无限度消耗。

这套总结历史教训的决策原则，为美国破解战略困局提供了清晰路径。但真正的挑战不在于理论完善，而在于思维转型。长期依赖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惯性，早已固化为美国的外交本能。美国亟需彻底扭转认知，摒弃“武力万能”的霸权思维，完成从军事干预者向建设性外交参与者的身份转型，以对话、协商、合作替代单边施压、军事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