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医疗信息化公司医渡科技发布了一则自愿性公告，称将花约4亿人民币，收购一家在线医生平台。

公告中并未点明是哪家，但却给出了标的公司的精确画像——1100万注册用户，350万执业医师，1.67亿核心业务收入，5300万净利润。

随后，有媒体发文称，拟被收购公司为国内老牌医学教育服务平台——“好医生”，但好医生和医渡科技均未对此做出回应。

从数据上来看，好医生的确符合。

接近好医生的知情人士苏明（化名）告诉《健闻咨询》，好医生最核心的业务是继续医学教育，通俗点说就是“卖学分”，核心业务收入体量大概在1.3-1.5亿元之间。另一块收入来自药企的医学推广，但合规收紧，药企也越发谨慎。

好医生创立于2000年，是国内首批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平台之一。

平台通过找专家约课，制作成课件，供医生学习并获取相应学分，高峰时期曾绑定了国内70%的执业医师——这个体量是好大夫在线等头部诊疗平台的10倍以上。

但随着时代红利退潮、国家医学教育政策变化，以及医疗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以好医生为代表的医学教育服务平台也终究难逃没落。

《健闻咨询》独家采访获悉，好医生并未在公司内部就“收购”一事做过通报，多数员工对此并不知情。但公司账上的现金流确实比较紧张，员工被普遍拖欠3-6个月薪资，层级越高，延期越久。

不管被收购的是不是好医生，这家创立了 26年，早期依靠政策红利起家，坐拥1000多万名专业医学注册会员的在线平台，都已经走到了自身命运的十字路口。

缘起

1996年，拜耳医药中国区首任总经理高瞻，离职创办了一家新药外包服务公司。

在早年创业时期，因为做药，高瞻经常要往基层跑。他惊讶地发现，一个县城医院的高年资主任，因为教育培训的脱节，知识储备和临床水平比省会城市要落后十几年——某款抗生素有哪些副作用，在一个病该不该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基层医生可能还在用十年前的老办法。

这次创业算不上成功。直到13年后，这家公司才被转手卖给了一家CRO企业，波澜不惊。

但由于高瞻长期扎根基层，其在基层的见闻衍生出的另一条支线，却很快诞生了一个营收上亿的“学分”帝国。

彼时，中国的继续医学教育刚刚起步。1991年，原卫生部颁布《继续医学教育暂行规定》，将继续医学教育确立为基本医学教育、毕业后教育之后的第三阶段。但因为缺乏上层组织领导，考核机制不完善，并未在医生群体中得到推广。

直到2000年，《继续医学教育规定（试行）》出台后，学分制等配套机制逐步建立，将继续医学教育结果与年度考核、职称晋升、执业再注册直接挂钩，实行学分制。

至此，中国的继续医学教育事业才算真正上路。

基于对互联网技术和医生职业图景的理解，同年，高瞻创办了“好医生”平台，希望借助互联网，把全国医生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继续医学教育。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词：成本。

起初，学分授予都是在线下进行——各地需要组织各类培训，督促医生上课、考试，获得相应学分，再以盖章的方式确认学分有效，最后录入个人档案。

这些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却没有对应的费用拨付。而好医生的互联网模式，天然切中了这一要害。

通过给每个医生发一张IC学习卡，医生可以在网上学习，院端则可以开展医院管理，地方主管部门还可以做数据统计。

多年后的一次媒体专访中，高瞻自豪地将这套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ICME）称为“中国医学领域第一个SaaS应用”。

2001年，好医生获得国家卫健委（原卫生部）批准，成为首批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平台之一。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近乎“垄断”的资源补偿。

它的底层逻辑也很清晰——作为第三方信息服务商，好医生为国家相关部委在互联网上进行继续医学教育提供技术支撑，获取相应费用。但随着注册医生数量越来越多，系统的运维成本也迅速攀升，远超行政专项开支的额度。

“在那个阶段，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给你让渡一些权利，比如把考核的入口放在你的平台上，相当于医生想要报名拿学分，就要先成为你的用户，要进行身份验证。”

继续医学教育行业资深人士徐彬彬（化名）告诉《健闻咨询》，商业公司承接社会服务基建，换取入口地位，和今天我们在支付宝、微信上使用医保电子支付码一样，并无本质区别。它亦不构成事实性垄断，只是因为这种商业模式曲折隐蔽，还没有人注意到其中的生意。

2008年，原好医生执行总裁陈元鸿另立门户，创办华医网，连官网上的公司简介和机构设置都与好医生如出一辙。

未来，它会成为好医生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我们得以窥见“学分买卖”这桩隐秘生意的关键窗口。

赢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好医生过的都是“躺赚”的日子。

尽管先后开辟过乡医培训、医用一体机、辅助诊疗系统等多项业务，但好医生最核心的收入来源还是继续医学教育。

截至2015年，好医生开发的ICME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国14000家机构，服务近200万卫生技术人员，且仍以每年10-20万人的体量在增长。

这套业务模式把互联网的边际成本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举例来说，一个CME（继续医学教育）课题，聘请专家来讲课的费用大概是每节课1500元，一个课题按照30节课算，讲课费用支出约为4.5万元，再加上其它七七八八的人力和运营成本，一个课题做下来的总成本约为8万元。

假设这个课题对应5个学分，按照1个学分20元来算，每一个医生为这个课题支付的费用是100元，如果平台上有1万个医生选择了这个课题，收入就是100万。

更精妙的地方在于，这些学习卡经常会被药企的销售人员买来作为伴手礼送给医生，而很多医生虽然收到了卡，但并不会真正使用。

“就像健身房卖年卡，10台跑步机卖了1000张卡，但有的人一年都去不了几次，这就是隐性的利润空间。”苏明进一步解释道，据他了解，最初那几年，好医生光卖卡的年收入就在1个亿上下，“好的时候能到1.1亿。”

2022年1月，华医网首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这家脱胎于好医生的后起之秀，曾先后拿到红杉资本、中海创投、天堂硅谷等顶尖机构的融资。

华医网两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过程中披露的核心业务，均为面向医疗卫生人员的数字医学教育解决方案，即各类和学分相关的培训及课程，收入占比在70%左右。

与此对应的是，公司的成本项中，会议组织与专业服务的成本合计占比达到40%。其中，会议组织成本即华医网组织各种类型的线下培训、赞助活动以及补充线上服务、提高学习效率的活动；专业服务成本则主要指支付予医疗卫生人员的服务费。

和多年前的好医生，并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块被好医生们共同觊觎的业务是面向药企的数字营销推广，这也是一条天然贯通的商业模式——学分绑定医生，医生引来药企，药企带来生意。

但这部分被平台们视为第二增长点的业务，始终没有画出理想中的商业曲线。

徐彬彬认为，本质上是因为这类医学教育平台和医生的联结仅仅是建立在学分之上，它出自于刚性的政策需求，而非医生的主动选择。

“医生不是为了看学术来的，打开率和黏性都不高，所以基于医生平台这个定位去延伸的所有模式都是错的，只要政策稍加变化，这些业务立马就会崩掉。”

拐点

躺赢的日子在2015年后开始失速。

随着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政策逐步放开，行业竞争加剧，好医生等平台面临的外部压力日益增大。

2020年5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继续医学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优化远程继续医学教育资源配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继续教育中心组织论证增补一批远程继续医学教育机构，远程和面授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所获学分可不限比例相互补充。

双卫、华医网等平台纷纷布局，学分的获取途径越来越多元。甚至连一些医学院校、头部三甲也开始探索线上继续医学教育。

截至2021年，国家认可的线上学分授予平台数量已经达到12家。

“各家的技术、服务都差不多，拼的是客情，是关系。”徐彬彬解释称，线上学分授予遵从的是属地化原则，每个省都有自主选择权。尽管好医生起步早，有上级单位的背书，但真到了地方上，也要面临其它后来者的竞争。

华医网无疑是好医生最大的对手。

据华医网自身公布数据消息，华医网在2020年末其市场渗透率就突破63%，平均月活用户达到400万，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医学教育服务平台。

然而也有知情者表示，华医网虽是好医生直接竞对，但在学分业务上，华医网对好医生的影响极小。“继续教育学分业务基本已经固定，每年1.3亿-1.5亿，可能受政策及内部与其他省份代理商没谈拢的影响，有一两千万的下滑，也基本上一亿多点”。

不是企业变了，是时代红利的逐步消退。

2024年底《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统一学分制、取消Ⅰ/Ⅱ类划分、拓宽获取路径，进一步削弱了平台的“垄断性”。

另一个层面的冲击则来自于互联网诊疗平台的规范化崛起。

2014年，国家发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广东省网络医院率先成立。2015年，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在乌镇挂牌。政策松绑下，大量资本涌入，BAT高调入局，在线诊疗平台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表面上看，在线诊疗和医学教育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但一旦回到药企的视角里，两者就有了交集。

“对于好医生这一类的平台来说，在线诊疗模式的出现，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拐点。”一位药企端的市场负责人表示，从药企投放的角度看，好大夫在线、春雨医生这些大流量的医患交流平台，显然要优于靠行政指令绑定医生的医学教育服务类平台，“如果一个平台，既能做医生的学术推广，又能做患者的市场教育，肯定是更有吸引力的。”

压力之下，好医生也在自救。

2019年前后，好医生靠着一份严苛的对赌条款，拿下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融资。

为了完成对赌，好医生不惜打折、预售，学习卡“买两年送一年”，地方代理公司甚至可以做到“买两年送三年”，把未来2-3年的稳定收入，集中在一年透支。

“最后的结果，对赌没完成，除了退回投资，还要加利息。”苏明告诉《健闻咨询》，那次对赌失败后，好医生伤了元气，资金链明显紧张起来，开始拖欠员工工资。

“有高管近两年拿不到钱，总额差不多有七位数。”

新篇

近几年，高瞻逐渐退居幕后，把公司交由子女打理。

年轻人总有自己的想法。

在好医生的新办公楼里，文化墙上除了列举过往20多年的筚路蓝缕外，还写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几个烫金大字。

事实上，好医生的自救并非仅仅停留于口号。

2019年那次对赌失败后，好医生内部做了许多数字化、智能化的尝试与转型：

先从抗疫公益培训切入，建知识付费平台、落地区域数据中心，拿下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继而全面数字化转型，打通"学习-交流-科研"链路，构建专科专病能力建设体系；

近两年更以自研AI算法引擎为核心，升级慢病管理系统，推出一站式科研解决方案。

从医学教育平台到科技赋能医疗全场景，好医生试图用算法重写基层医疗的底层逻辑。

2023年，高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好医生的服务锚定在三类人群：专家——把医学内容转化为医学教育内容，实现教学相长；学员——解决医生碎片化学习的痛点；卫生监管机构——承担医疗行业数字化与精细化管理的社会责任。

好医生的核心价值观也随之迭代。

从早年“教其方法、授其工具”，到如今的“教其方法、授其工具、融合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专注于临床医生服务”，表述更具体、也更时髦。

但转型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一家靠买卖学分支撑了20多年的老牌企业而言，局部环节的修修补补很难击穿惯性下的路径依赖。

但硬币总有另一面。一位业内人士向《健闻咨询》透露，在当下的医疗反腐风暴中，传统线下医药代表拜访模式严重受限，线上医生平台的价值反而会被重估。

好医生会死于当前的账务窟窿，还是强撑到黎明到来？一切未有定数。

“医生教育服务平台的价值始终存在，但这个市场兑现不了太大的商业野心”。徐彬彬认为，如果真的走良性发展的路子，这类平台应该是微利的，并且要慢慢转向医生临床能力、学术能力提升的平台思路。

这原本也是好医生的初心。

十年前，意气风发的高瞻接受媒体专访，记者请他简单概括好医生，他只说了八个字——“服务医生，帮助医生。”

如今，那个被时代造就的医学继续教育帝国，正在被时代冲刷、重塑。

求变与自救的路上，账要填，梦也要继续做。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