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知道一段绝妙的历史时差：铁面无私的包拯病逝十七年后，北宋文坛巨匠苏轼，才卷入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这短短十七年的阴阳相隔，成为了北宋历史最大的遗憾，也让一场无端的文字狱，彻底改写了苏轼的人生轨迹。

乌台诗案的本质，从来不是苏轼诗文谤讪朝廷，而是朝堂派系的恶意倾轧。当时御史台一众官员，刻意曲解苏轼诗文里的寻常字句，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将普通的文学抒发，扣上藐视皇权、非议朝政的重罪，一心想要将这位文坛新星置于死地。一时间，满朝文武无人敢为苏轼发声，人人明哲保身，任由冤屈发酵。

倘若此时包拯尚在、坐镇御史台，结局定会截然不同。包拯一生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结党、不徇私，毕生最痛恨的便是构陷忠良、罗织冤狱的龌龊行径。他办案只凭法理、只守本心，从不看派系亲疏、朝堂权势，专治朝堂歪风、小人构陷。

面对这场刻意制造的文字冤案，包拯绝不会坐视不理。他定会当众驳斥群臣的牵强构陷，以律法为据、以公理立身，拍案而起为苏轼辩驳，死死护住一身傲骨、一心为国的苏轼。奈何历史从无如果，忠臣已逝，无人制衡朝堂奸佞。

最终苏轼深陷牢狱、受尽折辱，险些丧命，半生仕途也自此颠沛流离。世人每每复盘这段历史，无不唏嘘：若是包公晚生十余年，北宋或许少一场千古冤案，苏轼的人生，也能少一场彻骨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