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南京码头的风裹挟着绝望的气息。我仿佛能听到码头边，一声声无力的询问，却换来的是令人窒息的价格。一张去往武汉的船票，竟然被炒到了如此夸张的价位，一个饱经风霜的黄包车夫，得要攒下整整五个月的辛苦钱，才有可能勉强负担。更遑论托着沉重的行李，那又是另一笔额外的开销。仿佛命运的玩笑，嘲笑着底层人民的无助。

回想起那个夏天，这座曾经繁华的城池里，还生活着超过一百万人，光景还算安稳。然而，日军兵临城下时，城内的身影已骤降至数十万。那些幸运儿，早就搭上了逃离的船只，或者借助飞机，或是雇佣车马，逃离这片被阴影笼罩的土地。而那些留下的，是默默无闻的拉车夫、摆摊人、零工，还有靠着织袜勉强维持生计的妇女们，他们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底层的骨架。因此，那些轻率地询问南京百姓为何不撤退的人，已经将问题的症结点错位了。能走的人，早就走了；被困于此的，是被命运无情地捆绑在原地。

第一颗炸弹的轰鸣，仿佛一把利剑，将这座城市劈成了两半。那是1937年8月15日下午，防空警报声尖锐而刺耳，划破了南京城上空的宁静。日军的飞机不顾一切地俯冲而下，投放的炸弹精准地击中了大校场、明故宫的机场，也无情地落在八府塘、第一公园、大行宫、新街口这些曾经熙熙攘攘的商业区和人烟稠密的街巷。从那天起，到12月13日城破之前，日军对南京进行了长达近四个月的无情轰炸，造成了数千军民伤亡。听起来，这似乎只是一个短暂的痛苦时期，然而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却是一场噩梦般的煎熬。

但这场噩梦对谁，究竟是敞开了大门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有钱有势的人们，总能找到一条逃生的路径。他们购买船票，沿长江顺流而上，前往武汉、长沙、重庆、成都等地，或是直接乘坐飞机内迁，逃离战火的威胁。而那些条件稍差一些的，则不得不倾家荡产，雇佣一辆车，或者一头牲口，将家小送到南京周边的乡下暂避风波。甚至连政府机构和工厂设备的内迁，早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了。当11月中旬国民政府正式西迁时，大批的党政人员、知识分子和富裕人家也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地涌向西部。那些被抛弃的，则是那些日复一日拉着黄包车的，挑着担子摆着摊子的，从事着短工的，以及在作坊里细致地织着袜子的女工们。他们辛苦劳作一个月，所得不过区区三五到八块银元，即使是拉车夫，也只能算是底层社会里收入较高的一类。

手上没有积蓄，家里没有车马，亲戚也都在城里，该向谁求助呢？更让人心碎的是，还有一批人处境更加艰难。他们是来自上海、苏州、无锡一路溃退的难民，在逃难至南京时，早已耗尽了所有的积蓄和体力。让他们再往西走几百里路，他们根本无力支撑。淞沪前线撤退下来的溃兵也鱼贯而入，使得南京的人口结构变得更加混乱。从超过一百万，到日军占领前夕的约五十余万，中间消失的几十万人，几乎都是那些能够负担得起船票、租得到车的人。同一座城市，同一个码头，有人在窗口焦急地与人讨价还价，而另一些人，连上去询问价格的资格都没有。

即便凑齐了昂贵的船票，也不一定能挤得上那艘船。据当时记载，上海沦陷之前，从南京到武汉的普通船票已经炒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四十块银元，更别提托着沉重的行李了。上海陷落后，日军分三路兵临城下，船票的价格更是被推向了高潮——货运的船票涨到了两百块，客运的更是突破了上千。上千块银元，对于一个摆摊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辛苦劳作一辈子，也难以攒下如此巨额的财富。有人不惜变卖了家里的桌椅铺盖，有人甚至拿出了老婆的首饰，拼尽全力地想要凑齐这笔钱，然而到头来，依然差了许多。即使解决了钱的问题，运力更是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政府机关西迁的急迫性，大量的车辆和民船被征用调走，本就紧张的船只供应，更是雪上加霜，剩下的船票，自然被炒到了天价。

对于疏散民众的命令，曾经有过一些尝试——7月份仅仅是口头上的指示，直到11月局势变得万分危急，才发布了正式的命令。然而，到那时，码头上已经挤满了绝望的人群，票价早已飙升至普通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那些听从命令，在家耐心等待通知的人们，最终等来的，却是无路可走。再说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也是一样坎坷。城东的京沪铁路被日军的轰炸炸得支离破碎，铁轨扭曲，桥梁断裂，火车根本无法通行。城南的公路上，挤满了权贵的私家车和公家车，沿途日军的检查站也越来越密集。城西则是一段雄伟的长江，日军的舰艇在江面上来回巡逻，那些偷偷摸摸地乘坐小船过江的人，常常遭到机枪的扫射。城北的浦口轮渡则被军方严密地封锁——卫戍司令唐生智为了防止部队擅自后撤，下令控制渡江船只，撤销轮渡。尽管这个命令原本针对的是军队，却也无情地阻挡了所有站在江边的人。四个方向，四道门，一道一道地关上，将绝望的人们牢牢地困在了这片废墟之中。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些没走的人，就能明白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命运了。他们并非没有想过逃离，而是被钱困住了，被船运困住了，被拥挤的人群困住了，最终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

12月12日下午五点，最后一道通往希望的大门，也宣告关闭了。然而，这还不是终点，因为还有一层更加沉重的枷锁，锁在人们的心头。当七七事变的噩耗传到南京时，许多市民听过就罢了，并不认为日军会真的打到这里来，他们仍然抱持着打到南京来还早着呢的侥幸心理，认为战争不过是打打停停，打一阵子，签个条约，生活就能恢复往日的平静。城里的报纸和广播，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接触到，大多数人只能通过街坊邻里的口耳相传来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经过层层过滤，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性。还有一些人，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也只会换一个当家的，绝不会对老百姓痛下狠手。更不要说那些沉甸甸的安土重迁四个字，压在每个人的心头。祖先留下的房子，街面上的老主顾，一屋子搬不走的家什，一旦抛弃，就等于断绝了根基。而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上，却潜藏着土匪的威胁，疾病的侵袭，以及饥饿的折磨。不少家庭在走到半路时，不得不停止逃亡，因为孩子病死了，老人饿死了。

留在南京是赌日军还会讲究一点规矩，而选择逃亡，则是赌自己的命运足够坚强。两边都是赌，只不过没有人告诉他们，赌错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然而，时间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占领南京的命令，5日开始对南京的外围地区发动进攻，10日发起全面总攻，12日中华门失守。唐生智早在11日就接到了撤退的通知，但却没有立即执行，直到12日下午五点战况急转直下，才召开紧急会议正式下令撤退。然而，命令传达的速度却异常缓慢，许多部队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撤退。挹江门成为了通往下关的唯一出口。守门的部队却收到了错误的指令，堵死了两个门洞，只留下了中间一孔。绝望的人群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挤向那个狭窄的出口，互不相让，踏践着倒下的尸体。教导总队的一位团长，就这样被拥挤的人群踩死在了门洞里。

然而，即使出了城门，也并没有迎来生的希望。江边已经没有船只，军民们只能拼命拆下门板，拼凑成简陋的木筏，想要划向对岸。然而，许多人根本不熟悉如何驾驭这些摇摇欲坠的木筏，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翻覆在江心。日军的支队和舰艇及时赶到，对着江面上的木筏开火，进行无情的冲撞。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也死于这场惨烈的江面逃生中。据亲历者的回忆，仅仅江面上的死难者，就有近三四千人。在这片废墟之中，唯一还能让人喘息的地方，是11月22日成立的安全区——这是一个不足四平方公里的一小片区域，由二十多位留守在南京的西方人士艰难地撑起，设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挤入了约25万人。然而，这座城市的人口远不止25万。那些挤不进去的、被堵在门外的、跟着队伍死在江边的，他们的命运，被无情地记录在了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总死亡人数超过30万人。

因此，关于南京百姓为何不撤退的疑问，答案从来不在那些被困于此的人身上。他们是被困住的，是被无情的命运所裹挟的，是那些没有钱、没有船、没有消息，却又被迫承担了战争残酷代价的人。他们并非愚蠢，也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只是买不起那张逃生的船票，走不通那些封闭的道路，也等不到那道迟到的逃离通知。11月的码头上，那个曾经询问过船票价格，最终转身走回巷子的拉车人，最终未能登上那艘船。那些将全城人都没走的说法，和那些提前登上船安全逃离的人，被混为一谈。他，不是留下的，他是被留下的。 **参考资料：** * 1937年侵华日军对南京的轰炸暴行.抗日战争纪念网.1937-11-20 * 拉贝：他原本就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新华网《环球》杂志.1937-11-20 * 张连红：战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调查与法庭审理.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1937-11-20 * 约翰·拉贝曾外孙：《拉贝日记》驳斥了日方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中国新闻网.1937-11-20 * 拉贝的师傅——饶家驹.抗日战争纪念网.193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