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印章那份感情，实在是太古老了。

远在商周时代，文字还在甲骨上刻着、在青铜鼎上铸着，先民们就琢磨出一种用来标识“这是我老某家的东西”的小玩意儿。那时候还不叫印，叫“玺”，或者直接叫“鉨”，写法就是“金”字旁加个“尔”或者“木”字旁。这东西个头不大，印面也五花八门，方的、圆的、三角的、不规则形的都有。那时节的印，更多像是一种带在身边的信物，用在货物的封缄上，或者干脆就是挂在腰间的个人记号，叮叮当当的，方便、顺手，没有那么多讲究。

真正的转折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那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上。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扫平六合，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这个对秩序和规范有着近乎偏执追求的人，把目光投向了印章。从这一年起，“玺”这个字，成了皇帝御用大印的专称，别人不能乱用。而官印的形制，也随着天下法令的严苛，被一条看不见的准绳勒得齐齐整整。

为什么选了方形？这事儿说起来就跟古人脑子里的世界图景有关。那时候的人相信“天圆地方”，地是方方正正、沉稳不动的。你执掌一方土地、管理一方百姓，这颗印就是你职守的象征，它得像个田地的“田”字格一样，四平八稳，端端地放在那里。方，就是静止，就是秩序，就是不可移易的法度。圆呢？圆主动，像天一样周流不息，那是皇帝本人才能去体察和参悟的境界，臣子们就得老老实实地“方”着。

所以秦朝的官印绝大多数是正方的。印面上那四个字、五个字的小篆，被能工巧匠们安排得妥妥帖帖。字画该曲的地方曲，该直的地方直，为了把方寸空间填得饱满匀称，有些笔画不得不盘曲扭转，这便有了最早的“缪篆”——专属于印章的、带有装饰意味的字体。一颗官印，尺寸并不大。

汉承秦制，有着严格的等级。一般的县令、郡守，铜印，方寸大小，钮是个小小的鼻钮，可以穿根绶带，挂在腰间。再往上去，那些食邑两千石的高官，印钮才能做成龟的形状。

这时候的印，使用起来也和今天大不一样。咱们今天是濡上红印泥，往纸上一按。秦汉那会儿，人们书写还在竹简木牍上。一片片竹简写好，用绳子编联起来，卷成一卷。在绳结处，用一团湿湿的黏土封住，趁着黏土还软，把官印用力按下去，待黏土干燥硬化，这就成了“封泥”。别人要是想偷看文书，非得弄碎这块封泥不可。封泥上的印痕，便是传信的第一道保障。那是实实在在的“钤印”，是立体而深刻的印记。

一直到了隋唐，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彻底改变了官印的模样。那就是纸的彻底普及。朝廷的公文终于彻底告别了笨重的竹木简。纸张是轻薄了，方便了，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原先的封泥用不上了，总不能在纸卷上糊一坨泥巴吧？于是，官印的使用方式从“抑泥”变成了“濡朱”。工匠们调出颜色鲜亮的朱砂印泥，把大印在上面蘸匀了，直接盖到纸面上。为了管理这些大印，也不再由官员自己佩戴，而是专门设了“掌印”的吏员来保管和使用。

唐代的官印，虽然在尺寸上变大了，可形状依然是方方正正的。这时候的印文也变了，不再全用秦汉那种盘曲的缪篆，而是开始用线条更为疏朗、布白更为宽博的“小篆”。朱文（阳文）印开始多起来，蘸上鲜红的印泥盖在墨色的文书上，红白相间，煞是醒目。当年那些节度使、刺史的大印，盖在公文上，血红的一大片，气势夺人。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官印制度走向繁复的一个起点。宋朝的天子们多是文人，心思细密，讲究法度。在官印上，他们也动了不少脑筋。为了避免伪造，官印的形制变得更加严格。印面继续保持着方形，但印背开始刻上了年号和铸造机构，这样每一方印都有了“户口”，能追溯来源。

更显著的变化，是印文。宋代的官印，喜欢用一种笔画极度盘曲折叠的篆书，史称“九叠篆”。这九叠篆，顾名思义，就是把每个字的横画、竖画，都像折叠屏风一样，来回折叠九次甚至更多，使得整个印面密密麻麻，不留一点空隙，细看之下全是曲折蜿蜒的线条，如同迷宫一般。这么做的初衷并不难理解：印文越复杂，寻常人就越难模仿，官家的威严也就越不容侵犯。可这样一来，印工倒是把技艺发挥到了极致，但官印本身却少了秦汉印章那种疏密有致、气韵生动的艺术美感，变得像一块规整而僵硬的图案。

到了元朝，蒙古入主中原，在官印上带来了一股草原的气息。元代官印的一大特点，是印文用八思巴文和汉文对照。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字母形长，笔画简洁，像是一个个竖写的神秘符号。于是官印上，往往一边是盘曲的汉字九叠篆，一边是直来直去的八思巴字母，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体系，硬生生被塞在同一个方形印面里。

明代洪武皇帝朱元璋出身布衣，最恨贪官污吏，也最懂得如何用严刑峻法来维持他一手缔造的大明江山。明代的官印制度，森严到了巅峰。从皇帝宝玺到芝麻绿豆官的小印，尺寸、质地、钮式、绶带颜色，都有铁一般的规定，错了一点便是僭越之罪。最大的变化是钮。明代的官印，除了少数沿袭旧制，绝大多数都改成了“直钮”，也叫“柄钮”。

什么是柄钮？就是印台之上，不再是什么龟、驼之类立体的雕刻，而是一根上细下粗的椭圆形铜柄，看着就像个小小的铜牌子竖在那里。为什么这么做？据说是为了方便手握。印大了，柄状的钮抓握起来确实比之前的鼻钮、龟钮更趁手，往文书上盖的时候，能使得上劲儿。

清朝是一个既极力承袭明朝典章制度，又处处透着自己满族传统的朝代。在官印上，这种矛盾体现得淋淋尽致。清代的官印，绝大多数还是方形的，继承了明代的直钮。但是，印文变了。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造：印面分为左右两半，一半是汉文篆书，另一半是对应的满文，能感受到一种奢华而繁缛的秩序感。

晚清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的不仅是国门，还有一整套自古以来运行了千百年的规矩和观念。随着西洋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纷至沓来，一种完全不同的印章文化，也悄悄地叩开了东方的大门。

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像中国这样严密的、以方形为尊的官印体系。他们更常用的，是圆形的火漆印。一封书信写好，折好，在封口滴上一滩热熔的深红色火漆，然后拿出一枚通常刻着家族徽章、缩写字母的圆形戒指或小印章，趁着火漆未干，用力地压出一个带有浮雕效果的清晰印记。这火漆印，是个人身份的证明，也是封缄的凭据。

为什么用圆形？在欧洲的文化谱系里，圆形更近似于徽章、纹章的形状。骑士的盾牌虽是盾形，但纹章学中大量卷草纹、环状的铭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圆，天生就带有一种向外扩散、周转流通的动感，这与商业文明里信用、契约的流转需求恰好契合。而西方的官方文件上，也渐渐开始使用圆形公章，中间多为国徽、州徽，外圈环绕一圈文字。

最初，清政府发给外国公使、领事的文书，盖的是方方正正的大清官印；而欧美各国发来的照会、条约文本，落款处盖的却是他们的圆形国玺。十九世纪末，一些沿海通商口岸的洋行、新式学堂、商会，开始学着西方人的样子，刻制和使用圆形图章。大清海关被英国人赫德把持了半个世纪，它所用的章，更是早就西化了，圆圆的，带着一圈洋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很快颁布了新的《印信条例》，明确规定：各级机关的公章，一律采用圆形。

新中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关于各级机关印章的样式经过反复斟酌和讨论，最终以政务院的名义，正式颁布了印信管理的相关规定，确立了新中国公章的圆形形制。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是圆形的，中间镌刻着庄严的国徽。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其公章也一律为圆形，中间是国徽或五角星，外圈环绕机关名称，一律采用简练、好认的宋体字或仿宋字。

一部官印的变迁史，从方到圆，这小小形状的变迁，就像一面不为人注意的镜子，竟然照出了我们这片土地上两千年来社会结构的沧桑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