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如何抵达诚与真
王安喆
当作家访谈成为文学“破圈”、走向大众的时代利器，大众却又乐于对这个最擅长虚构的群体抱有最热情的怀疑，并在余华“作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80%的话是不可信的”等“出圈”的作家言论中释然一笑。与此同时，当代文学批评者、研究者在享受作家访谈带来的现场红利与史料积累时，又不得不提醒彼此保持专业性的警惕，以免落入作品之外的叙事陷阱。
访谈，作为一种有问有答的非虚构文体，本因记者的职业素养而被信任，也天然地被寄予了以真诚对话抵达真实内心的厚望，却因受访者与语言的特殊关系，遭到关于诚与真的质疑，难以自证。因此，当我们自《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中感受到直抵人心的真诚时，惊喜也会伴随着自我怀疑。我们感受到的真诚是可靠的吗？作家访谈如何抵达诚与真？
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诚与真》中所处理的作为传统道德的“真诚”（sincerity），是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成为问题的前提，则是“社会”这一实体在“历史发展的某个时刻”出现以后，个体被赋予了与内在的“自我”相对而言的“社会角色”。然而，“实际的感情”“内在的自我”是如此难以定义和把握，因此在实际中，这种“真诚”往往流向“正确地履行一个公共角色”的道德考量。三十位受访者的社会角色是作家，也是女性。想做到读者所认为的“真诚”并非难事，她们只需要迎合人们对女作家的认知，讲述写作之路的心得，并流露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但“扮演真诚”却违反了“真实”（authenticity）这一更加难以实现的原则。“真实意味着向下运动，穿过所有文化的上层建筑，到达一个地方，一切运动都从这里结束，也从这里开始。”而这个“地方”究竟如何存在，如何抵达，特里林并没有从多种可能性中树立一条金科玉律。
但我们分明看到，舒晋瑜用二十年的努力与实践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径，通向作家访谈的诚与真——对于文学而言，重要的不是事实是否客观，而是叙事如何建立。带着“认识你自己”的使命降生，每一位女性作家都在努力建立关于自己且忠于自己的叙事。而在她们对面倾听的舒晋瑜，扮演的正是一位极富经验与诚意的叙事设计者和建筑师。从童年讲起，舒晋瑜已将所有可能接近作家“真实自我”的建筑材料一一备齐，提供一幅基于作家创作生涯与人生经历的个性化设计蓝图，将筛选和建筑的主动权移交作家，同时不放弃将作家向着“真诚”引导，从父母的言传身教、阅读的潜移默化、土地的血脉相连、孩子对母亲的改变，到处女作的发表、创作之路的艰辛、当下的生活状态和对理想生活的期待……
尤为可贵的是，舒晋瑜从不给作家设置“女性”的限制，“在我的心里，作家不分‘男作家’‘女作家’，只有好作品、差作品。”打上“女性主义”烙印的林白可以代表女性，“在‘女’字上做文章”像“登珠峰一样难”的迟子建同样可以代表女性。舒晋瑜也没有给“作家”设限。“请接住他，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霍达的深沉母爱昭示了作家对作品的呕心沥血；“我爱娃娃，为了娃娃，我像个旧式女人，一夜一夜地用针线为自己心爱的人缝制衣服”，陈祖芬的童真童趣意味着作家可以是母亲，也可以是孩子。甚至，她也没有给“真诚”设限。读者能既感动于张抗抗“愿这世上一切诚实坦白”的真诚，也会对残雪“（单纯）是表面的，伪装的。我是很复杂的”肃然起敬——不仅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深邃的精神都需要一个面具”（尼采语），更是因为，还有什么比告诉读者“我戴着面具”更真诚的自白吗？
舒晋瑜对诸多限制的打破，女作家对自我的真诚探索，形成了一股合力，正重塑着社会对“女性作家”角色的期待。这样一来，她们的真实自我不需要再去屈就一种既定的社会角色，“真诚”不再是需要扮演的道德任务。我们也能发现，比起对客观事实的刨根问底，她们共同构建的叙事才真正带领她们通向“真实”自我。作家的“真实”自我往往就隐藏在毕生的作品之中而不自知，好的作家访谈正是对作品叙事的延伸与转化，是提供一个他者视角，让作家脱离困住自身的文化上层建筑，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实现自我叙述，向着特里林口中的“一个地方”进发。哪怕尚未抵达，基于此种可能实现的“真实”，作家们也会更加有底气地拿出自己定义的“真诚”，献给她们自己，进而通过作者献给我们读者，正所谓“对自己忠诚，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