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照片，为何没人伪造官印，去当个小官呢？
“朱门一闭春草积，官印斜封泥涴壁。”官印是古代十分有说服力的信用凭证，入朝为官者则必有一方官印。不仅如此，官吏平时使用官印处理日常工作和事物，官印也是使决策生效的重要凭证。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官印如此重要，那么如果有人自己伪造官印是不是也代表着可以摇身一变变成官员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古代的生产力低下且有些地方十分偏僻，再加上百姓们和相关政府部门很有可能不知道新官上任的官员的具体身份，而且在官印上也没有照片。那么伪造一方官印岂不是最快的入仕的方法。但是现实的问题往往要比想象中要多得多。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伪造官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可以通过伪造官印蒙混过关。第一点就是伪造官印的难度大。虽然每朝每代的官印款式和铸造工艺都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代表了当时所处年代的金属刻造技艺的最高水平。以隋朝为例，官印基本上可以分为直接铸文、焊接、铸造三种分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之前的时代官印制作的时候都习惯于直接铸文的方式，只有在唐朝之后才出现了焊接工艺。这和当时金属铸造工艺进步有着很大的关系。大焊、小焊、掐丝焊……仅仅焊接一项就延伸出了很多复杂的工艺。最为关键的是隋唐时期会根据官职的大小铸造不同的官印。所以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官印的具体形制，更别提做出水平相同的仿制品了。第二点是伪造的成本高。汉魏至隋唐时期的官印的材质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化。普通州县的官印在5.2-5.5cm之间，防御使和节度使所持的官印则在6-6.5cm之间。
除了皇帝所用的玉玺使用的材质是玉之外，其他的官员所使用的官印通通采用铜制造。根据史籍记载，1686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就已经拥有了29方玉玺。1748年之后又增加了十块。皇帝和相关机构不仅重视玉玺的制作，他们也会及时关注官印的制作。除掉制造官印本身所需的铜的费用之外，普通的人如果想要伪造出一个看上去能够蒙混过关的官印还需要请擅长书法的人篆刻。所以不论是直接铸造官印所需的铜，还是官印刻造的附加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在1860年的时候，清政府就改变了亲王册宝的材质。
按照常理来说，玉和金铸造的玺是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够使用的。但是由于清朝晚期中央集权制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和漏洞，导致地方的权力很大。所以出现了很多僭越礼制的现象。其中，官印材质的变化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表现。不仅如此，甚至连官印上的文字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动。以清朝为例，官印最开始的时候是有满文书写的。但是到了清朝后期，政治腐败，权力衰微，地方崛起之后竟然出现了只有汉文而没有满文的官印。其实官印不仅仅是官员的信用凭证和权力象征。它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反映物，同时也可以从官印的演变过程中看出政治的情况。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小小的官印只是政治信用凭证而已。
官印本身就蕴含了很多高难度的技术并且融合了艺术。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同时具备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官印。1971年发现的虞候朱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史学家们对这个朱记的具体铸造年份还很多不同的意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方朱记的铸造年份不会早于829年。1982年6月发现的卫国公印也是颇为精美的官印。第三点是官印的适用范围与内涵在不断改变。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封建统一王朝开始，官员就已经有了随身携带官印的习惯。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那个时候的官印其实就是相当于官员私人的名片。而且官员在任期满之后卸任之时是不需要把官印上交给政府的。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可能每一个官员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官印，那么仿制的官印就毫无意义。南朝宋之后，情况才开始发生了变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官印才是由政府制作并且颁发给官员个人的信用凭证。而且官员不能随身携带自己的官印，他只是替政府暂时的保管而已。一旦任期期满之后，官员们还会举行特殊的仪式来交接官印。而且这个交接仪式完全是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举行的，所以心存侥幸的人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弄虚作假的机会。最后一点就是伪造的代价太大。一般来说，各级官员都没有随意更改官印的权利。但是如果官员们的确有更换官印的现实需求，通过逐级汇报上级部门也是可以实现这一目的的。
但是一旦出现了普通平民肆意铸造，伪造官印的情况，那么问题就非同小可了。在清朝的法律条文中，私自伪造官印者等同于冒犯国法，这种违法的行为被发现之后会根据情节的严重被论罪。1809年发生的书吏私自伪造官印冒领库银的案件就引起了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关聊体制的运行和权威，所以皇帝下令在严查案件的同时也要调整官吏就任的制度。也就是说，官员上任的信用凭证不能仅仅只限于官印，官员必须把官府任命的文书以及其他的文件保存齐全，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伪造官印案发之后就会受到严苛的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