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屡遭退稿的《万历十五年》，为何红遍中国？天时地利人和
提及《万历十五年》，即便没有读过，也很难找到人说一句闻所未闻。但令人咂舌的是，在这样一本被评选为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二十本书之一的背后，还有着一个艰难曲折的出版历史。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人作者黄仁宇在迟暮之年急需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而调动毕生经验和思考写出来的英文作品，原定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
黄仁宇本是满怀着憧憬、信誓旦旦寄出稿件的作者，却在一次又一次的退稿中遭遇了人生滑铁卢。不久，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本已经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他又在这时被学校解雇了。面临着生活困窘的他不得已将书翻译成中文，委托朋友带入了国内，试试运气。
好在，纵英雄迟暮不至末路，在经过三年的讨论后，中华书局在2006年首次出版了这本书。而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万历十五年》就凭借此次出版之风，顺步青云，获得了国内的一致好评。
国外试水出版屡遭拒绝的《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更名换姓辗转国内却成了大众眼中炙手可热的畅销读物，究其原因，令人深思。
老生常谈，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不妨也从这几个角度切入，浅论其因。
《万历十五年》天时
说起这本书出版的时机之巧妙，便不得不提一笔当时大陆内有关历史叙述模式的状况。
在新中国成立后，五四时期广泛吸收外界文化导致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经过时间的沉淀而逐步趋同。这并非带有褒贬情感态度的现象评价，而是新生事物产生发展中必然经历的过程。
《人间词话》中就曾指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此时，国内对历史的阐释叙述就正处在一种稳定于固定化的叙事模式，同时祈求着创新性元素打破这一局面的阶段。
就在这个时候，《万历十五年》来了，像一枚石子落入沉寂已久的古潭深井，惊起涟漪阵阵的同时，也让在水边静坐、对这水熟视无睹的人们恍然惊醒——“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创作中的黄仁宇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龚鹏程
对他的评价。常年浸染在西方文化中写出来的历史自然与被古老的传统文化泅染的我们所居的视角不同。而正是因为这一不同，才为我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奇风格。
文如其名，《万历十五年》讲述的正是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间发生的事情。许多读者不禁疑惑，这并非是历史上发生重大事件或是作为关键性转折点的一年，在学术研究上甚至有些风轻云淡，不值一提。
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正是在于，作者选择了着眼于这普普通通的一年，从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入手，从而尝试阐明了明朝后期发生各种大事的症结。
这样的观点，夹带上带有西方幽默的语言，一经抛出，便在中国这个波澜不惊的年代撞出了绚丽夺目的火花。
龚鹏程教授地利
《万历十五年》这本轰动一时的书，追根溯源，作者最初尝试发表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多次碰壁后才想到了翻译成中文来国内试水。不得不说，一中一西的地理差异也是切中肯綮的关键要素之一。
从《春秋》到《左转》，从“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到“千秋青史难欺”，从“人之患，在于不读史”到“历史会重演”。
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始终都是一个有着优良史学传统的民族。这样根深蒂固、代代相传的观念，不出意外的，潜移默化之转移到了民族整体的阅读偏好和阅读习惯上。这样的倾向，比之与此书的主题和精神内核，自然是十分契合的。
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包容性的问题。正所谓“一切事物的诞生都是要经历艰难曲折的”，若非大环境对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异己”的绝对包容接受，流行传播也并非易事。
关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问题，在学术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每一单方或是多方的文化交流繁盛时期，这一特质便突出的表现出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后的相互融合，后延到每一次外民族入侵后，在中原被同化。
我们希冀于这样重史、包容的民族特质。也正是这些特质的辐射，造就了《万历十万年》易地而盛的现象。
某学术研讨会人和
提及人事，作者黄仁宇委托朋友将书带回国内，凭友人之谊全然托付，而友人也不失所望，为之东奔西走。
此种情意绵绵，已然是“人和”之象了。将国人的关注与包容置之并肩，也不失为旁人莫之与京的和乐。但种种助力皆为旁因，拨开现象的花影缭乱，不难发现，《万历十五年》的作者本身的卓然已然早早奠定了基础。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作品与作者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不禁发问，是什么样的经历与个人特质，造就了这样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风格？
黄仁宇的经历十分特殊，与土生土长的美籍华裔不同，他本是受过原汁原味的儒学教育的。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系统地受到了小学、初中的教育后，于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电机工程系。
青年时代的黄仁宇这样傲人的学历证明了他在机电方面的学术成就，本可以成为他后半生的心血灌注的专业学科梦却被枪声炮响打破了。
抗战爆发后，与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一样，黄仁宇踏上了辍学参军的道路，并于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来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在军队中度过了数年岁月。
直到1946年，黄仁宇才作别祖国，踏上了赴美求学的路程，由于语言的限制才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历史专业攻读。
这样富有戏剧性的经历莫说是史学界，即便是整个学术界也遍寻不到，得到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流水线式的知识接受模式，或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他的影响不大，他始终保持了对历史发自生命深处的草根式兴趣。
黄仁宇本身也承认，他的思考、写作或是研究，都与他本身的生命体验联系紧密。
“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
由经历的特殊上升到对生命体验的寻根式追问，这正是黄仁宇的苦恼与动力。
黄仁宇在部队结语：
《万历十五年》的走红，或许其中确实有着些许机缘巧合忝列其中，时代与地域的因素给了其登上青云的谢公屐。但文化现象终究与明星偶像等一夜爆红的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书的质量永远都是其他附加手段无法包装和美饰的。
尽管学术界当今对于书中的观点、实例等依旧众说纷纭，但笔者以为，单从其作为一种大众性读物来说，我们或许不必强求其在学术上的严谨度，只一在民间引起的诸多反响来看，便已然是作者的成功、作品的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