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明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宅男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宁愿宅在宫中二十多年也不愿意上朝。他的祖父明世宗朱厚熜虽然也不喜欢上朝，但他老人家控制群臣的手段一流，到死都没把仅剩的儿子立为皇太子，也没有哪个大臣敢出来说个不字。

和皇祖父相比，明神宗在控制大臣这一块的手段确实弱了许多。从建国后朱翊钧定陵的考古结果来看，这位神宗皇帝患有严重的腿部残疾，这固然是他不愿意上朝的一个因素，但另一个更重要的矛盾冲突则是所谓的“国本之争”。国本即皇太子，当时最有资格争夺此位置的是皇长子朱常洛和皇第三子朱常洵。二人之中朱常洵最为得宠，可是朱常洛却是长子，大臣们因此据理力争，坚决反对皇帝废长立幼的企图。最终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

那么问题来了，身为至高无上的九五至尊，朱翊钧能不能强行立福王为皇太子呢？或者换句话说，他是不是有合理合法的手段绕过皇长子朱常洛呢？今天本文就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二子夺嫡的大背景

明神宗一共有八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乃身份低微的王宫女所生，次子朱常溆、第三子朱常洵均为皇帝本人最爱的郑贵妃所生。朱常洛的降生，本就是皇帝陛下一时精虫上脑的激情产物。万历帝一时脑热临幸了王宫女，事后其实十分后悔。直到王宫女肚子已经大得遮不住了，才册封其为恭妃，两个月后朱常洛就出生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月，15岁的浙江余姚人王氏被册为皇后。帝后大婚之后三年，王皇后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十二月生下神宗第一个子女：皇长女荣昌公主朱轩媖。那么皇长子朱常洛的出生时间是什么时候？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我们由此可以推断王宫女的临幸时间大致在万历九年十一月。换句话说，神宗在皇后有孕即将临盆之前百无聊赖，这才有了朱常洛这个激情产物，其实他对王宫女本人并无任何感情。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年底，郑贵妃为皇帝生下皇次子朱常溆。据万历朝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万历十一年进士）后人所传出的八卦消息，因皇帝一时不慎导致郑贵妃身体受损，这才导致朱常溆出生即夭折。万历帝为了弥补爱妃，私下发誓若郑贵妃再有子，必立为东宫太子。

先是壬午年皇子生，为恭妃王氏所出。时郑氏宠冠后宫已三年矣，初妊邠哀王，上与之戏逐而伤之，生三月不育，郑恚甚。上怜之，与私誓，即更举子则立汝子为东宫。至皇第三子生，赉予特厚。—《先太常公传略》

这里略作解释，邠哀王即朱常溆，他夭折之后明神宗追封其为邠王，赐谥曰哀。先太常公指的就是姜应麟，因为这是他死后朝廷追赐他为太常寺卿。

王皇后生下公主之后一直未再怀孕，也就意味着朝廷之中并无名正言顺的嫡子。对于明神宗来说，他如果要兑现对于郑贵妃的承诺，挡在面前的只有皇长子朱常洛。

《皇明祖训》与本朝成例

大明王朝的开国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处女座情节十分严重的皇帝，他制定了许多的条条框框，希望后代子孙都能够凛遵不变。对于至关重要的帝位继承，自然更是重中之重，那么朱元璋对于皇太子的硬性要求是什么呢？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册封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之时，册文之中变表明了老朱本人的态度：“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洪武九年朱元璋在告祀天地于圜丘之时，再次阐明了他对嗣君的要求：嫡长子。

甲子，上以诸王将之国，告祀天地于圜丘曰：“仰荷天地眷佑为亿兆主。海内乐业，子孙繁盛。稽诸古典，天子有子，其嫡长者守邦，以嗣大统。诸子各有茅土之封，藩屏王室，以安万姓，此古昔帝王之制也。”—《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

对于有五个嫡子的朱元璋来说，他可能想象不到后世子孙的皇后竟然会生不出嫡子。那么如果只有庶子，是不是也按照庶长子、庶次子这样的顺序来册立储君呢？比如我们现在对《皇明祖训》的继承顺序有这样一个总结“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然而，朱元璋本人对于庶子的态度并非立长，而是立贤。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大跌眼镜，但是事实上老朱多次表达过这一态度。

常遇春，大明开国第二武臣，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大封功臣之前去世。对于这位劳苦功高的老兄弟，朱元璋自然不能忘记他的后人，于是常遇春的庶长子常茂被封为郑国公。但常茂在明军北伐金山时犯下严重错误，最终被削爵流放广西。为了弥补常家，老朱又封常遇春庶次子常升为开国公，诰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昔先王之定天下，必剖符以封功臣，使其子孙世禄，与国咸休。其立子之法，论嫡而不论贤。或无嫡而立庶，则论贤而不论长。所以谨嫡庶者，其意远矣。—《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四》

换句话说，明神宗大可以把开国太祖的这句话拿出来，然后光明正大地册封第三子朱常洵为皇太子。反正大家都是庶子，我觉得老三比老大要贤，文官们也不应该提出反对。然而明神宗之所以不敢以此为借口，是因为此举很可能会损害其本人的统治合法性。

明代第一个以庶长子身份继位的，是明神宗的高祖父明宪宗朱见深。朱见深驾崩后，继位的是其庶第三子明孝宗朱祐樘，即神宗的曾伯祖。孝宗虽然是第三子，但宪宗并无嫡子，其长子、次子也已早夭，孝宗实际上就是庶长子。如果明神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绕过皇长子而立皇第三子为皇太子，他将面对朝野上下两大质疑：

其一朱翊钧本人也是先帝穆宗庄皇帝朱载坖第三子，上面两个哥哥早夭，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潞王朱翊镠。如果皇帝可以用“立贤”的名义将皇第三子立为皇太子，那太后乃至文官集团能不能也用同样的借口废掉你朱翊钧，改立潞王为皇帝呢？

其二当年明世宗之所以能够继位，说白了就是靠着其父兴献王是明宪宗第四子的身份。之后明世宗为了让兴献王称宗祔庙，没少得罪文官集团。实际上宪宗的第六子益王朱祐槟素有“贤王”的美誉，既然可以“立贤”，大家不妨再来翻翻老账，干脆把帝系转移到益王后裔多好。

两个备选方案

基于以上的分析，强行立朱常洵为皇太子，对神宗来说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买卖，不划算。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到达曲线救国的目的呢？其实还是有的。

方案一：废王皇后，立郑贵妃

朱常洛之所以比朱常洵占优势，是因为他是长子。但是倘若朱常洵的身份能够转换成为嫡子，则朱常洛庶长子的身份就毫无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王皇后愿意退位，郑贵妃能够进封皇后，则朱常洵将由庶第三子一跃而成为嫡长子。嫡长子就是皇太子，这在大明朝是没有争议的。更何况在明朝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一月十一日，明英宗朱祁镇（即宪宗之父）出生。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其生母孝恭章皇后孙氏的身份并不是皇后，而是贵妃。真正的皇后是恭让章皇后胡氏，明宣宗的原配。英宗出生之时，宣宗已经29岁，他急切地需要赶紧册立一位皇太子。但是胡皇后已经为皇帝生下两位公主，说明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倘若将英宗立为皇太子之后，胡皇后再生下一位皇子，难道还要改易太子吗？因此在和太后张氏（诚孝昭皇后）商量之后，宣宗先是立朱祁镇为皇太子，然后胡皇后主动退位，孙贵妃进位皇后。

上遂敕礼部曰：“比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躬承祭养重。以无子固怀谦退，上表请闲。朕念夫妇之义，拒之不从。而陈辞再三，益加惓切。已从所志，就闲别宫。其称号、服食、侍从悉如旧。贵妃孙氏，昔皇祖太宗文皇帝选嫔于朕，十有余年。德义之茂，冠于后宫。实生长子，已立为皇太子。群臣咸谓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宜正位中宫。屡陈表奏，圣母垂训，命从众请。今册贵妃孙氏为皇，尔礼部具仪择日以闻。”—《明宣宗实录卷三十九》

有此成例在前，神宗为何不向先祖宣宗学习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二：

其一当年英宗先被立为皇太子，然后孙贵妃才进位皇后，讲究的是母以子贵。现在如果因郑贵妃进位皇后而立朱常洵为皇太子，变成了子以母贵，善于咬文嚼字的文官们必定会利用这一漏洞百般阻挠。

其二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的宣宗皇帝从皇太孙起家，身边有一支五倍于普通卫所军兵力的皇太孙亲军，又曾经跟着成祖朱棣北伐，在军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和深厚的人脉。因此宣宗继位之后想出宫拜谒天寿山先帝陵寝就出宫，不但出宫，还带着太后、皇后、贵妃一起，谁敢阻拦？皇帝本人想御驾亲征就御驾亲征，甚至敢于亲自率领精锐冲锋，后世皇帝哪个敢？武宗跑去宣大巡边，被文官们从生喷到死，最后还落了个死因不明。因此当年宣宗废黜皇后，得到了文官的一致支持。但是现在神宗倘若胆敢效仿先祖废后，只怕自身的龙椅都要坐不稳。

方案二：熬死皇后，或者熬死皇长子

到了神宗所处的年代，让他像先祖宣宗，乃至高祖父宪宗、祖父世宗那样废后，显然是有些强人所难。故而这位聪明至极的皇帝左思右想，采用一条纯粹撞大运的消极办法，就是以拖待变。

朱翊钧不顾百官的反复劝谏，就是一直不肯立皇太子。他在等，等皇后或者皇长子挂掉。如果皇后崩了，那神宗可以名正言顺地册封郑贵妃为继后。就算郑皇后不能祔享太庙（只有原配才可以），她所生的朱常洵毕竟还是可以被认定为嫡子。如果皇长子薨了，那更简单了，朱常洵直接就成为了神宗长子，皇太子之位也非他莫属。

然而很可惜，虽然皇长子是著名的“一月皇帝”，可毕竟在神宗驾崩之前一直身体倍棒。至于王皇后，更是只比神宗本人早死了三个月，当时皇长子早就当了多年的皇太子，木已成舟。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王皇后崩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四月，神宗在七月指示礼部置办册立郑皇贵妃为皇后的典礼仪仗。然而还没等到册封大典举行，朱翊钧就突然驾崩，当年打开定陵之时居然没有为神宗做一个死因分析，确实可惜。福王后来在崇祯末年被李自成所害，据《明宫词》回忆，当时宫中老人在报告崇祯帝这一噩耗之时，还提到当年神宗在弥留之际还切切以福王为念。

值寇乱甚，河南诸王多被害。怆念骨肉，间伤怀，呼老宫婢能言宫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国时，神庙钟爱。王出宫门，召还者三。且约三岁当入朝。上屈指日：‘三岁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时上年高，王皇后稀进见。当大渐时，犹顾视贵妃，谆谆以河南为念，今何如矣。”上欷歔而起。—《明宫词》

最终无计可施的神宗不得不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第三子朱常洵为福王。明代亲王成年之后就要前往封国就藩，而福王殿下直到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才以29岁的“高龄”就藩洛阳。福王在京城的这些年，相信太子朱常洛一定是胆战心惊，如坐针毡。

结语：从各种史料综合分析，明神宗朱翊钧确实是对郑贵妃和福王钟爱有加。可惜他既无法以“立贤”的理由绕过皇长子而立朱常洵为皇太子，又做不到像先祖宣宗那样果断废黜原配改立贵妃。自明武宗之后，皇帝就失去了对于军队的直接掌握，他们只能通过程序正义在朝堂上和文官们斗智斗勇。

明神宗一直不肯立皇太子，说白了就是期待奇迹的发生。可是说来惭愧，身为夫君，他盼着原配先世。身为父亲，他盼着长子早夭。神宗并非全无心肝之人，他和原配皇后的感情并不差。至于长子，哪个父亲会盼着儿子死呢？至于神宗在文官的制约下不能为所欲为，到底是国家之福，抑或是国家的不幸，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