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跨越两千年；邂逅，司马迁密码。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这是汉武帝对汲黯的评价，意思说自古以来便有社稷之臣的说法，就像汲黯这样，差不多就是了。

汉武帝一生所敬重的臣子屈指可数，汲黯为其中之一。

汉武帝怎么礼敬汲黯？司马迁通过对比接人待物的琐事来说明。

汉武帝召见大将军卫青，“倨厕而视之”，根本不需要正襟危坐，而是歪坐着。“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公孙弘私下谒见，汉武帝有时不戴帽子，意思是穿着随意。

如果是汲黯来拜见，如果汉武帝衣冠不整，那是不会接见的，“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

司马迁并不厌其烦地举了一个例子，“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武帐”是置有兵器的帷帐。“可”是许可的意思。“不冠”在当时来讲是失敬行为。

汉武帝有一次曾闲坐在武帐中，汲黯前来上奏汇报事情，当时汉武帝没有戴冠，远远地看到汲黯来了，汉武帝连忙在武帐中躲藏起来，并派近侍许可了汲黯的奏章。

所以，司马迁感慨“其见敬礼如此”！

汉武帝画像。

受敬重但未被重用

汲黯字长孺，“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汉景帝时汲黯便是太子洗马，因为端庄严肃、不苟言笑而让人忌惮。

“太子洗马”为太子宫中的属官，太子出行，乘马先驱。汉景帝在位时，太子是汉武帝刘彻，司马迁旨在说明汲黯跟汉武帝交情深厚。

“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汲黯爱好学习，又重义气、好交游，注重气节，品行端正美好。汲黯的这些优良品质，为提升奠定了基础。

然而，汲黯并没有因为交情、爱学、品行端正而获得高官。根据司马迁在《汲黯列传》中记述，汲黯先后做过太子洗马、谒者、东海太守、主爵都尉、右内史、淮阳太守……最高官职“列于九卿”，名义上与九卿同位而已。

究其原因，一是汲黯为人太正直。“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性格高傲，缺少礼节，当面直言，不能容忍他人过错；“数犯主之颜色”，即使是汉武帝也多次遭触犯。

二是“黯学黄老之言”。这是汲黯不受重用的主要原因，毕竟汉武帝是排斥道家之术的。司马迁曾多次提及“上方向儒术”，汉武帝崇尚儒家学说。

在《汲黯列传》中，司马迁将汲黯描写成了一个正直敢言的斗士，作为“列席九卿”的官员竟然敢于直言怒怼上司——丞相公孙弘和御史大夫张汤。

司马迁如此用意何在？

汲黯画像。

武帝改革与儒道博弈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列传第六十一 儒林》

这是时代背景，汉初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所以黄老学说颇受重视。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以过免”，标志着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被撵下政治舞台。

“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司马迁强调了窦婴、田蚡都喜好儒家学说，还推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

儒家思想在汉武帝即位之初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

“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之言”，褒扬儒术贬斥道家。“迎鲁申公，欲设明堂”，“申公”是山东一重要的儒家人士，“明堂”为古代帝王宣扬政教的地方。

从用人到倡导儒术，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汉武帝欲变革——尊儒弃道。汉武帝变革为强化君权，所以主张君权至上的儒家成了选择。

但是，御史大夫赵绾甚至建议武帝不向窦太后奏事，“请无奏事东宫”。这一次直接触碰到了窦太后的底线。

窦太后本来“好黄老之言”，“滋不悦魏其等”，早就对喜好儒学的窦婴、田蚡等心有不甘，所以当得知赵绾的劝谏，于建元二年（前139年）罢逐王臧、赵绾等，窦婴、田蚡也被免职。

汉武帝初次变革流产，儒家思想再遭打压，道家思想重返政治舞台。

一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死，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被免职，“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儒家势力再度重新崛起。

公孙弘雕像。

儒学走向政治舞台

而真正使儒学走上政治舞台的是汉武帝，他曾多次召集各地贤良方正的文学之士。

在《公孙弘列传》中记录，“建元元年（前140年），太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元光五年（前130年），有诏征文学”；在《汲黯列传》中，田蚡任丞相期间（建元六年~元光四年）也有一次。

同样，儒家势力的崛起也离不开丞相田蚡的推动，以及“布衣丞相”公孙弘的榜样示范。

“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田蚡推动贬低黄老、刑名学说，而广泛聘用儒学人才。

而公孙弘借助《春秋》，从平民百姓摇身一变位居三公，并被封为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公孙弘成了时代追逐的风向标！

但是，儒家思想在崛起之时，仍受到挑战或者说阻力。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汉武帝广招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估计还说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岂料，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竟然是汲黯。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您内心私欲太重而又声称广施仁义，却想效法尧舜之治，怎能做得到呢!

汲黯当面驳斥汉武帝的虚伪，挑战儒学的上升势头。

“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汲黯的质疑把汉武帝气绿了脸，气歪了嘴，站起来甩甩手走了。

“公卿皆为黯惧”，朝堂的官员们都为汲黯捏把汗；“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汉武帝对此耿耿于怀，退朝之后对身边侍卫说道，“简直太过分了！这个汲黯如此憨厚刚直。”

司马迁特意用倒装句来强调汉武帝对汲黯恨之入骨。然而，汉武帝并未对汲黯“逆鳞”行为予以惩治，毕竟交情颇深，而且汲黯“多病”，关键是武帝认为汲黯是社稷之臣。

张汤审鼠。

儒法并重受到倚赖

无限的包容竟成了纵容，汲黯越发肆无忌惮了。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张汤因为重新制定律法而从太中大夫提拔为廷尉。廷尉属于九卿之一，比汲黯的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地位高那么一点点。

“黯数质责汤于上前”，在汉武帝面前，汲黯竟然多次质问责难宠臣张汤。

一个下级竟然对上级领导质问，可见汲黯之正直憨厚！

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虚空，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史记·列传第六十 汲黯 郑当时》

对皇上不能做到发扬先帝的丰功伟业，使国安民富；对臣民不能遏止天下的邪恶罪心，使监狱无犯人。你作为正卿，两样没一样做到。

案情办错致人痛苦不管，只顾严刻残酷地干；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不管，只顾成就自己的功劳，为什么竟敢把高皇帝定的规章法令也胡乱更改呢?如此下去，你必将犯下滔天大罪。

如果将汲黯的质问责难理解为批评张汤，这无可厚非，毕竟张汤是酷吏，办过很多大案要案惨案。

但是，如果思考再进一步，酷吏张汤代表法家，而汲黯代表道家，这质责难道不是道家对法家的宣战吗？

“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历史课本上讲过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由张汤深受重用并获宠幸来看，汉武帝未必真心“独尊儒术”。

而真相是汉武帝儒、法、道各种人才兼收并蓄，当然更加推崇儒法并重的人才。

“是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当时汉武帝正尊崇儒家学说，张汤判决大案件，想要附会文学经义，于是延请研究《尚书》、《春秋》比较出色的博士弟子为廷尉属官。

从《儒林列传》来看，儿宽“以试第次（考试名列前茅），补廷尉史”。廷尉史相当于张汤的秘书，负责起草奏书。张汤起用儿宽作为秘书，无非起草奏书能够用儒家思想来装饰法家事实。

“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多数替张汤出力的苛刻阴毒的官吏，大都借助于儒学之士。

所以张汤受器重因为既有法家的严苛，还附会了儒家的“仁义”。正因为张汤儒法并重，所以从小吏不断提升，直到位居御史大夫。

张汤此举得到了时任丞相公孙弘的赞美。而公孙弘则实际上是内里为法家，外表为儒家的典型代表。

董仲舒雕像。

公孙弘的崛起与儒术推广

司马迁在《公孙弘列传》中如此介绍，“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年轻的公孙弘为狱吏，肯定精通法家，熟悉律法；四十岁才转行学儒家。

“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公孙弘六十多岁，从平民百姓跨越到百官之首，仅仅用了十年。

公孙弘受汉武帝重用大概原因如下：

“辩论有余”，言谈举止很谨慎，不轻易得罪人，朝堂和事佬。与汲黯相比明显更受喜欢。这是其一。

“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既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又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这是其二，也是关键所在。

所以“上大悦之”。

因此公孙弘在十年之内迅速跃升，从放猪的贫民到位居丞相，而且得以善终。这一切说明汉武帝对儒法并重的公孙弘尤为倚赖。

当然，汲黯对披着儒家外衣，干着法家勾当的公孙弘、张汤毫不留情，见面就怼。

“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史记·列传第六十 汲黯 郑当时》

汲黯常诋毁儒学，当面抨击公孙弘之流内怀奸诈而外逞智巧，以此阿谀主上取得欢心；刀笔吏专门苛究深抠法律条文，巧言加以诋毁，构陷他人有罪，使事实真相不得昭示，并把胜狱作为邀功的资本。

岂料，汲黯越怼，公孙弘、张汤反而越受倚重，“上愈益贵弘、汤”。

因为公孙弘、张汤儒法并重有利于统治，汉武帝倚重这两个可以加强权力集中。

而清静无为的道家则广受排挤，典型代表就是汲黯深受排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悦也，欲诛之以事”，公孙弘、张汤则深恨汲黯，就连皇上也不喜欢他，想借故杀死他。

最终，在公孙弘的建议下，汲黯被下放为右内史，负责京畿行政管理。“右内史界部（管辖范围）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丞相公孙弘何其看重汲黯，又是何其阴险毒辣！让汲黯去收拾难以治理的皇亲国戚。治理的好，举荐有功；治理不好，被皇亲国戚收拾了，正好借刀杀人。

“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好在汲黯为政力求无为而治，弘其大要而不拘守法令条文。“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所以汲黯无为了几年，任中政事井井有条，从未废弛荒疏过。最终没有让公孙弘阴谋得逞！

当然，儒家思想在政治舞台的推广，离不开公孙弘的建议和推动。

《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公孙弘为学官”时，曾向汉武帝提出上书，请求将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设立学校培养；一年招考一次；选精通经学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卒吏，用经义装饰政事等等。

“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如此汉武帝朝堂上儒学之士才逐渐增多了。

#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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