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辛德勒的名单》
在萨拉热窝的一个档案馆中，有一捆不起眼的破旧蓝色文件夹，里面记载了一桩鲜少有人知道的暴力罪行。
根据报告，二战期间，波斯尼亚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里，短短几天之中，有多达2000人惨遭屠杀，他们基本上都是平民。更让人惊愕的是，犯下这项罪行的是曾经和受害者们朝夕相处的邻人。
小镇上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他们的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也略有差距，但长久以来彼此的生活始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在当地贫弱的土地上，他们曾一起艰难营生，有些人合伙做过生意，也有些人见证过对方的婚礼。既然如此，曾经可以共生的邻居，为什么突然向对方挥起屠刀？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斯·伯格霍尔茨在研究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捆蒙尘的蓝色文件夹和其中记录的简短故事。他想弄明白不同族群之间的仇恨，到底是植根于漫长历史，还是仅仅由特殊时刻的突发事件催化而成？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催生的矛盾和暴力，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刻意培养的？
带着这些疑问，马克斯·伯格霍尔茨走入历史，走入当时人们的生活，写下了《何故为敌：1941年一个巴尔干小镇的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在书中，他试图回答上面的问题，并告诉我们暴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又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种族冲突的舞台如何被搭建
德国的坦克和部队来到了波斯尼亚西北部，但并没有留下来正式占领这里。这一地区跟今天克罗地亚、波黑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塞尔维亚的一些地区一起，被合并成了克罗地亚独立国。这个新国家成立于4月10日，它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一个名为“乌斯塔沙”的组织，决心要建立一个“克罗地亚人”独享的民族国家。
波斯尼亚西北部和利卡地区（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曾是哈布斯堡（以及后来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所以被克独国领导层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当地东正教徒人口众多，因为以前的帝国政策是向东正教徒定居者提供土地，换取他们服兵役守卫边疆。在乌斯塔沙高层看来，这个地区急需将非克族人的影响“净化”掉。他们选中了一位强力人物在该地区执行自己的政策。此人名叫维克托·古蒂奇（Viktor Gutić），来自巴尼亚卢卡，曾经做过法官，还曾是南斯拉夫军队的预备役上尉。他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开始跟乌斯塔沙运动有政治上的往来，在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之前就与其海外支持者保持日常联络。
古蒂奇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观念特别歹毒，他曾在5月上旬向波斯尼亚西北部的一批塞族东正教司铎发表声明，强调了乌斯塔沙对于这些人代表的事物的强硬立场，并宣布了未来对他们的处置方式：“不再有塞族人了。我不会再承认什么塞族人。滚出这个地方。这里是克罗地亚的心脏，心脏是不能沾染任何毒药的。你们就是毒药。”
《时光依旧》
看起来，帕韦利奇及其萨格勒布的同僚们把在波斯尼亚西北部组织建立克独国政权的任务交给了古蒂奇个人。他们认为他在意识形态上忠于乌斯塔沙的事业，政治上值得信赖。克独国成立之后，他几乎是立刻就在该地区的比哈奇、波斯尼亚克鲁帕（Bosanska Krupa）和波斯尼亚诺维（Bosanski Novi）等几个市镇完成了这项任务，并派遣了亲信同僚到察津和大克拉杜沙（Velika Kladuša）去做同样的工作。到5 月前，古蒂奇已经任命了至少十个重要的乌斯塔沙领导人，这些人再各自任命下属。所有这些人都是全靠着古蒂奇才意外地成为当地无可争议的掌权者，他也尽力去细致地掌握他们的活动。
古蒂奇吸引人们加入地区一级乌斯塔沙领导层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纵容他们抢占那些已经被政府定性为“非克族”的人，如犹太人和塞族人的产业和财物。如此一来，加入新政权就有了可观的经济激励。对那些以往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没什么特权的人而言，加入乌斯塔沙更是格外有吸引力。加入乌斯塔沙的人里，有好几位貌似都是商人，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都有。政治的突变给这些人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良机，使他们可以激进地改变当地多年以来的商业规则。
对当地商人来说，加入乌斯塔沙也是摆脱债务的捷径，只要他们欠钱的对象是当地被认定为“塞族”的居民，以前他们都从这些人手里购买货物。类似的机制也出现在其他很多历史环境中，这种突如其来的（经常是暴力的）剧变往往能为商人和其他人带来利润丰厚的个人获利机会。M. J. 阿克巴（M. J. Akbar）曾针对印度暴乱写道：“动乱的历史显示，地主和商人明显是想要以冲突为幌子，去做合法手段根本办不到的事。”
还有证据说明，有些人加入乌斯塔沙是想借机清算过去的冤屈。有些当地居民以前找工作时曾被当地的所谓“塞族人”拒之门外，心怀愤恨而加入乌斯塔沙。如今，克独国当局正以族群为主体搞融合和排斥，无论什么纠纷，只要相关人员来自所谓不同的社群，如今都可以被政治化。对于被归类为“克族”的人们来说，眼下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主动清算以前和他们有过冲突、现在被定性为“塞族”的邻人。档案证据显示，在整个克独国时代里，很多加入乌斯塔沙的当地人身上都存在这样的行为模式。
证据还显示，大部分加入乌斯塔沙的当地人要么出身于相对贫困的家庭，要么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在本地历史学家米兰·奥布拉多维奇（Milan Obradović）的描述中，这些人是没有工作的“掉队者”，其中不少人酗酒成性，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各自社区的边缘人。这些人无论在所谓哪一个族群类别中，都在各自的乡邻里毫无地位可言。克独国其他地区的很多当地乌斯塔沙分子也差不多如此，如黑塞哥维那的克独国官员就在1941年的报告中提到过这种情况。这种共同特征说明，这些本地人之所以会自愿加入乌斯塔沙，目的是要轻松快捷地改变自身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边缘地位。
如此一来，地方上的冲突以后就都要以族群为主体了。这倒不是因为有很多人想要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挑起冲突；也并非有某个关键的群体曾参与过乌斯塔沙运动的政治行动，清楚地理解克独国高层的意识形态目标。确切地说，是新政权为当地的某些百姓（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人士）提供了意外的机遇和巨大的动力，推动他们重启或挑起以族群为主体的地方冲突。“族群冲突”的舞台就是这样搭好的。
被构建的“民族身份”
最初，针对数量巨大的所谓“塞族少数民族”的处理办法，中央政府设想了两项重要的政策。第一个是把大量的东正教徒迅速改宗为天主教徒，或者其中某些人也可以改宗为伊斯兰教徒，这样就将“塞族人”变成了“克族人”。在克独国高层看来，塞族东正教的问题主要在于它是塞尔维亚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并且在族群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而历史证明该共同体的成员对克族人是危险的，所以他们才对其持负面态度。
这些规定也显示，克独国政府在定义“塞族人”群体时，并未采取先天决定性的种族式族群观念。被认定为“塞族人”的人并未被看作那个共同体的永久成员。反过来，一个人的职业、教育、他所谓的“塞族”意识，以及他在培养民族/族群感情工作中的参与程度，才是判断他是不是“东方希腊人”中的危险分子（比如知识分子和教士）的核心要素。
其他人，比如普通农民，都尽可以改宗为天主教徒，从而成为“克族人”。因此，“东方希腊人”，也就是“塞族人”，这个克独国的分类方法，所关联的其实是某种行为模式，是对构建和维护所谓“塞族人”共同体的参与程度。这样一种“塞族人”概念，跟克独国政府定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方式大不相同，后者使用的是明确的纳粹式生物学语言。由于这种差别，政府在处理那些群体时更倾向于采取彻底的肉体消灭政策。
到6月底时，克独国中央政府已经逐渐无法再控制他们亲自参与发动的迫害政策在波斯尼亚西北部的具体执行情况。“重新安置”没能赶走所谓的塞族群体，反而很快为重大的安全危机埋下祸根。在地方层面上，之所以突然给加入乌斯塔沙小组的人们赋予权力，本来就是为了能获得必不可少的力量，以实现重塑克独国族群人口结构的目标。然而，当地人随后的行为却表明，他们对中央政府重大的意识形态目标并没有多少理解和忠诚。
在库伦瓦库夫地区，当地乌斯塔沙分子的第一波行动并非改宗或重新安置所谓的塞族群体，而是去偷抢他们乡邻家里的东西。这种做法并没有让这个地区摆脱非克族人口，反而跟那些执行不力的重新安置行动一样，制造了越来越严重的恐惧和不安。地方上的劫掠还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无序氛围，结果中央政府所设想的族群之间的清晰界线也随之模糊起来，他们本来希望冲突能沿着这条界线展开，现在却连“克族人”也一起受到了波及。
《德语课》
就像古蒂奇4月干的那样，到了5月（6月更是愈演愈烈），库伦瓦库夫地区的乌斯塔沙领导人马蒂耶维奇也开始利用自己新得的职务，从他觉得名头最响的那些东正教徒身上抢劫金钱和财物。这是动员当地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让他们协助执行克独国高层的族群结构改造计划的一个主要手段。安排了这样的劫掠良机，古蒂奇、克瓦泰尔尼克等领导人就无须再担忧他们的乌斯塔沙士兵是不是高度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了。
当地的不少乌斯塔沙分子也巴不得赶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快速致富，他们在克独国建立前本来就是所属社群里的边缘人。有一位克独国军官在说到他们时毫无掩饰：“一群只会惹是生非的废人，从来都只会在街头游荡……不干活，如今却要利用现成的机会发不义之财。”学者们在研究其他地区，比如非洲冲突期间响应号召加入民兵组织的群体时，描述的社会形象也都与此类似。在非洲，这种社会边缘人士会被“族群”迫害活动吸引，也是因为他们突然得到了以“族群”为目标大肆劫掠的意外机遇。要挑动这样的人出来参与，无须他们普遍有什么根深蒂固的族群对抗情绪，只要给他们借机发财的机会，通常就足够了。
这种认为“我是一名乌斯塔沙”所以就有权抢东西的观念非常重要，它说明，克独国政府新近给予这些人的地位，让他们产生了自己在当地社区中有很大权力空间的想法，这对他们改变未来的行为起到了关键的塑造作用。社会心理学家曾注意到，给予受试者一个新的身份标签，就足以对他/她日后的行动造成深刻的影响，无论此人在得到标签前个人性情如何。这种机制在克独国各个地方都发挥了作用：克独国建立前的社会边缘人突然成了“乌斯塔沙”，这赋予了他们在所属社群里以空前手段残害他人的权力。这些人从此开始用这种标签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哪怕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官方法律。
当"暴力"成为一种动员工具
在分析这种抢劫行为时，要注意到它是一种动员工具，被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克独国政府利用来吸引当地人——其中很多人在1941年前与乌斯塔沙没什么瓜葛——加入新成立的乌斯塔沙支队。然而，这些微观层面上的行动者的表现，很快就开始妨碍那些赋予他们权力之人的宏大意识形态规划。这是因为，他们的抢劫行为并不像克独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希望的那么纯粹，而是迅速超出了族群的界线，以种种方式对“克族人”造成了负面冲击。在地方层面上，这种趋势在克独国各地都更为普遍。
证据显示，抢劫活动虽然最初发生在族群不同的人之间，但很快也出现在了同族群内部。因此，要理解克独国成立后不久就迅速发展起来的劫掠活动的机制，我们就得对“族群冲突”的说法有多强的解释力这一问题保持谨慎。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看待1941年夏初的事件，人们可能会认为，有些“穆斯林”和“克族人”对抢劫“塞族人”乡邻的财产蓄谋已久。但是，当地的证据显示，同族群者之间的抢掠也迅速爆发起来，乌斯塔沙分子抢劫的时候连克独国军官都不放过就是个例子。克独国的中央和地区政府在发动地方上的“克族人”加入乌斯塔沙支队时，并未预料到这种事态。
《德语课》
在库伦瓦库夫地区，这种超越“克族”/“非克族”界线的机制也普遍存在于抢掠活动中，而且表现形式尤其惊人。1941年6月13日，在马丁布罗德村，有三个乌斯塔沙打扮的男子跑到塞族富商马尔科·弗拉代蒂奇的商店里向他要钱，结果被他认出其中一个是本地的“塞族人”，名叫伊利亚·丘布里洛（Ilija Ćubrilo）。丘布里洛和他的两个同伙想要利用该地区的新形势，假扮乌斯塔沙分子抢劫有钱的塞族人。由此可见，即使在克独国政府被定性为迫害对象的族群（即“塞族人”）中，同族群者之间的劫掠也同样存在。这类证据进一步显示，当时集体劫掠活动之所以遍布克独国各地，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在利用刚刚因政治因素而变得显著的族群归类法。
这跟任何真实存在的对抗性族群裂痕相比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之所以是“克族人”和“穆斯林”抢劫“塞族人”的情况更多，是因为克独国中央政府当时的政治和政策允许他们这样做。然而，某些被划为“塞族人”的人别有所图，也会利用克独国政府对塞族社群的迫害政策，想方设法抢劫他们所谓的同族兄弟。而且，一个人成了“乌斯塔沙分子”，并不意味着他就只抢劫“塞族人”。这个称谓很快就变成了某种非官方的抢劫执照，而不用在意抢劫对象的所谓族群归属。新政治形势带来的机遇经常会支配所谓“族群”上的亲缘或敌对关系。
地方上的劫掠风潮说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族群仇恨”并没有人们一开始想象的那么重要。中央和地区级政府制造了新的政治环境，为地方上的人以族群为目标大肆劫掠提供了方便，其中有些人是以前就有族群方面的牢骚，现在得以放手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同族群人士之间的劫掠活动也很快就涌现出来了，这说明还有另外一种机制在发挥作用：新的环境使得一些特定的人有了劫掠的权力，如果抢其他族群的人更方便，就抢其他族群的人；如果抢同族的人更有利可图，那就抢同族的人。其他学者曾在非洲的冲突中注意到类似的机制，比如在卢旺达以及苏丹的达尔富尔（Darfur），人们往往认为各路民兵暴徒“天然就是”某种长期文化分裂的暴力化身，然而他们实际上都跟乌斯塔沙招募的这些人一样——他们当然是受到了所谓共同文化特征的感召，但倘若他们突然垄断了暴力使用权，他们就会趁机渔利。
《德语课》
在某种很重要的意义上，以这种方式来发动本地人加入乌斯塔沙，最初也是情势使然，是国家级和地区级的领导人（以及和地方上的居民）彼此大相径庭的目标会聚到了一起。国家领导人需要人手和动员措施来激励他们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让克独国不再有非克族人，并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地方领导则突然拥有了武装，以及对乡邻为所欲为的能力，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史无前例的快速致富机遇，大部分人都无法拒绝。双方的行为各有其符合理性的地方，彼此之间又有明显的冲突，这一点将在此后几个月里愈演愈烈。
阅读原文，《何故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