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燕舞】

一、问题意识与理论逻辑

对于农村光棍的形成，学界通常以性别结构失衡的婚姻挤压框架来加以解释。

在这一框架下，人们认为，之所以出现光棍，是因为女性人口数少了而男性人口数多了，这既包括总体意义上的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也包括适婚年龄区间中性别结构的失衡，甚至更为常见地强调重点是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无论是这三种性别结构的失衡同时出现，抑或其中的一两个方面的失衡状况，都会导致适婚男子在婚姻市场上难以寻觅到适婚女子结婚。

然而，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遵循广义上的性别结构失衡的逻辑。

现实情况恰恰是，一些性别结构失衡相对更为突出的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其男性成婚反而没有那么困难。相反，这些地区女性大龄未婚的情况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突出。而在西部地区农村，尽管性别结构失衡没有东部地区那么严重，其男性成婚却比较困难，以致大龄未婚男性甚至终身未婚而成为光棍的情况也比较突出。

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在西部地区性别比相对均衡（男女人数相当甚至女略多于男）而东部地区性别比大致失衡（男多于女）的结构性条件下，在实际经验中，却出现了西部地区农村多光棍而东部地区农村多大龄未婚女性的悖论现象。

公园相亲角一隅资料图：新华网

本文试图从东西差异出发，从区域挤压的角度，结合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及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一手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从劳动力迁移、婚姻迁移以及经济分化、社会分层的角度考察可以得知，尽管婚姻迁移和劳动力迁移从理论上来说是双向自由流动的，但是，东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西部偏远欠发达地区成为净流出地，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则成为净流入地，在男性资源上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构成较为严重的区域挤压，从而使得西部地区大龄未婚男性数量较多，而东部地区则因西部地区女性资源的大量填充，反而出现了较多大龄未婚女性婚配难的问题。

在东西差异下，区域挤压发生的理论逻辑大致如下：

一是宏观上的东西差异，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即东部地区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进而在两者之间形成区域落差。

二是在这一宏观差异之下，过去近四十年来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东西之间流动的落差，具体而言即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入多，而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流入少，两者之间同样形成区域落差。

三是尽管在劳动力迁移上，中西部地区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大致相匹配地流向东部地区，而且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这些流入到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同样可以在东部地区进行婚姻匹配。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之下，婚姻市场也呈现出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入更多的情况。如此一来，劳动力流动实质上是为婚姻迁移流动提供了资源池，而婚姻迁移流动在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则将区域挤压在相对中观的层面上显现出来。

四是东西部农村社会经济分化是呈梯度的，不同梯级之间的婚姻匹配形成了竞争，并将婚姻竞争所出现的后果合理化和合法化了。

下面我们将逐步分述之。

二、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迁移的东西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流动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的逐步放开，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城，而主要又是从中西部地区农村流动进入东部地区城市和农村。

以中部地区的湖南和西部地区的贵州两省为例。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2010年，湖南省总体人口迁出部分，迁往广东省的人口占比最高，为65.18%，其次是浙江省，10.80%，占比第三及以后序位的省份与广东和浙江形成了巨大落差，依次是上海（3.12%）、福建（2.98%）、江苏（2.68%）；而总体迁入湖南的外省人口前六位占比依次为湖北（19.50%）、广东（8.92%）、江西（8.27%）、贵州（6.53%）、河南（6.18%）、四川（6.05%）。这说明，从总体人口迁移的角度看，湖南迁出地主要是东部沿海省份，而迁入地前六序位的省份除了广东外，其余5个省份中，有3个是中部地区省份，2个为西部地区省份。

结合总体省际迁移人口数据测算，可以发现东西之间的差异和不对称。如省际迁入湖南约69.91万人，而省际迁出湖南的有700万人。这意味着，迁往广东的湖南人约455万，而从广东迁入湖南的仅6.22万人；迁往浙江的湖南人约75.6万，而从浙江迁往湖南的人仅3.7万。按迁移原因划分，务工经商属于典型的劳动力迁移，其中，男性因这一原因迁移的占比为38.27%，女性占比为29.87%。

工作人员在总装车间工作资料图：新华社

尽管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原因统计的人口数据的跨省流入或流出，但是从前述总量数据推算来看，湖南当然是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省份大量迁移的流出省，特别是迁移人口的年龄组主要聚集的年龄区间就是20—29岁段，这毫无疑问为婚姻迁移提供了相当于蓄水池的功能。

如果说湖南省的情况大体能反映出中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迁移的情况，那么贵州省的情况则可以充分表明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在2010年，贵州流出省外的人口是717.81万人，而流入贵州省的仅有76.33万人。跨省流出的情况中，流向浙江、广东、福建、江苏、上海五个东部沿海省市的人口占比高达83.73%，流向浙江的占比为34.96%，流向广东的占比为33.54%，第三序位的福建占比为8.83%，与湖南的情况相似，从第三序位往后的情况同样存在断崖式的落差。

如果推算人口数据则可以表明，流往浙江的贵州人约241万，而流往广东的贵州人亦约241万。反之，同一时期，从浙江流入贵州的仅3.1万人，从广东流入贵州的仅1.8万人。两相比较，东西之间的差距仅从总量而言就是断崖式的。

从性别结构看，在总量上，流入贵州的女性仅28.76万人，而流入贵州的男性则有43.63万人。从迁移原因方面看，务工经商这一劳动力资源流动的占比达3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