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大家谈

惩治跨境电诈犯罪，成为3月8日提交全国两会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关键词，去年司法机关起诉审结的电诈案件大幅增长。3月7日，外交部长王毅也在记者会上介绍治理跨境电诈最新形势：临近中缅边界的缅北电诈园区已全部清除，中泰缅老四国正合力打击泰缅边境电诈。

去年以来，跨境电诈数次在舆论场引发热议，中国官方政府对此展现出雷霆态度，但在公共舆论场中，远在东南亚的电诈园始终呈现模糊的面貌，背后的产业链运作和不断翻新的骗术仍因未知而引起公众担忧，真实的跨境电诈是什么样子，它仅仅存在于东南亚吗？又是哪些个体，一点点构成了具象的犯罪，我们又能如何应对跨境电诈？

时值全国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邀请四位关注跨境电诈的人士：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高锋集团董事局主席吴杰庄，驻东南亚公益组织志愿者、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非研究博士李玲，中联律所成都办公室高级合伙人、中联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姚志刚，国投智能首席科学家、福建省电子数据存取证重点实验室主任、公安部信息安全专家江汉祥，共同解答这些疑问。

东南亚电诈园现状：妙瓦底园区会转移到哪里尚无定论

南都：这一轮联合行动之后，妙瓦底现状如何？园区是否会转移？

李玲：妙瓦底园区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转移迹象，但有几位园区内被解救的人士告诉我，团队正考虑搬往柬埔寨。2022年，柬埔寨国内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一些园区搬到缅甸、老挝避风头。2023年7月，中缅联合行动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缅北一些园区又迁回柬埔寨。这些园区之间始终保持着业务、技术、人员的往来。妙瓦底电诈园区未来是否会转移，转移到哪里，会对跨境电诈产生什么影响，目前还难有结论。

驻东南亚公益组织志愿者、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非研究博士李玲。

南都：妙瓦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在东南亚电诈产业中处于什么位置？

李玲：大家提到妙瓦底，常常把它看成缅东所有电诈园区的聚集地，这是有失偏颇的。我们所熟知的亚太园区，位于水沟谷，KK园区则分布在雷格高，更南部的三塔口区还有许多黑园区。如今国内的舆论场中用妙瓦底来指代整个缅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岸的泰国湄索是非常重要的转运地，偷渡路线也因为缅甸难民长期涌入泰国变得十分成熟。

在东南亚，有许多像妙瓦底一样遍布电诈园区的地方，比如位于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波贝市，位于柬埔寨和越南边境的巴域市，仅仅在波贝市，我们就发现了超过20个园区。就在今年2月中旬，泰国和柬埔寨政府组织联合执法，对波贝其中一个园区展开行动，成功解救215名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大部分都是泰国人或者印度人。所以，妙瓦底在东南亚电诈产业链上并不特殊，它的特殊之处是克伦民族联盟（编者注：缅甸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一支武装组织）与其武装力量克伦民族解放军的发源地。克伦民族解放军和缅甸中央政府曾有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上世纪90年代，克伦民族联盟一分为二，一派以波妙为首的基督教派继续沿用“克伦民族联盟”的名称，另一派改称“克伦进步佛教协会”，其所属的武装改编为民主克伦佛教军。民主克伦佛教军成立后，一边配合缅甸中央政府围剿克伦民族联盟，同时在整编军队以及税务问题上与缅甸中央政府之间博弈。至2010年左右，民主克伦佛教军大部改组归缅甸军方指挥，成为克耶边境警卫队。简而言之，妙瓦底当地的政治形态和社会治安长期混乱，而混乱就容易滋生犯罪。

疫情加剧人口贩卖，电诈呈全球开花趋势

南都：国内对妙瓦底电诈园区的印象是残酷和暴力，这样的现象是特例，还是普遍现象？

李玲：性剥削、人口贩卖、暴力杀戮在东南亚电诈园区长期存在，在一些柬埔寨园区，每个月都有中国人、越南人死于非命，还有因为残忍剥削而疯掉的女性。大家熟悉的关小黑屋、蹲狗笼，是老花招了。园区这几年逐渐变得残酷，也和疫情有关。疫情防控期间，人流变少，诈骗产业缺人，柬埔寨西港曾出现许多绑架事件，绑来的人被迫做诈骗引流，园区既不需要付工钱，还能利用人头索要赎金，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人口贩卖的产业链运转起来，园区内虐待、性侵，成为诈骗园区老板控制园区人口、索要赎金的惯用手段。

南都：为什么东南亚成为电诈聚集地？

李玲：2008年前后，中国国内严打电诈，犯罪向境外转移。有数据显示，2015年，国务院建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之后东南亚国家向中国移交的犯罪数量明显上升，当时东南亚的电诈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我了解的缅甸和柬埔寨为例，2019年，缅甸国内放开赌博，规定缅甸三星级以上的酒店都可以开设赌场，柬埔寨则很早就赌博合法化。赌场和诈骗园区紧密相关，既可以为诈骗园区提供场所，也可以帮助洗钱。赌场和诈骗园区产生的高额利润，则是当地各种民间地方武装组织重要的税收来源。在缅甸、柬埔寨等地，精英阶级与诈骗园区勾结，他们不仅是园区的地主，并且为园区提供物业服务和“保护伞”服务。在地理位置上，缅甸一直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在疫情防控期间，缅北的偷渡路线都未完全封闭，而柬埔寨虽不与中国接壤，但是从广西到越南再偷渡至柬埔寨的路线非常成熟，这些因素让缅甸、柬埔寨等地的电信网络诈骗变得十分猖獗。2023年7月，中缅两国开展联合行动严打缅北电诈，非常有效，但也直接导致大批园区向缅东金三角、柬埔寨转移，这些转移的区域选择非常巧妙，位于边境，方便人员和物资流动，但同时又不与中国接壤，这让执法机构很难复制打击缅北电诈的方式，取得类似的成效。

南都：近年东南亚电信网络诈骗有哪些新变化？

李玲：大概2022年，电诈园区好像变得更加兴旺，东南亚电信网络诈骗出现精准化、产业化和链条化的趋势。这与2010年左右我在国内看到的一些家庭作坊式诈骗很不一样，产业化的运作，园区动辄四五千人的规模，让电诈公司高层更容易隐身并洗钱。最新的情况是，格鲁吉亚、迪拜、土耳其、印度，直到西非的尼日利亚都出现了电诈园区，巴西、秘鲁也有诈骗园区，尼日利亚原本诈骗手法简单，惯用类似“浪漫爱”的诈骗剧本，也没有引进投资，但现在有骗术升级、资本流入电诈产业的迹象。如果你来柬埔寨西港，还会看到很多乌克兰人进出知名电诈园，电诈有全球遍地开花、跨国合作的趋势。这些诈骗公司不仅骗中国人，还有专做比如欧美盘、东南亚盘，我还遇见一个泰国工厂雇佣70名员工，最终都被拉进了缅甸电诈园。

南都：诈骗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变化。

李玲：近期，我接到一起诈骗案，诈骗集团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打造了一个军人模型，人脸、身材、语音包都备好，不论什么人只要坐到这台电脑前，就会变成这名军人的样子，这就是现在的诈骗手法，超乎想象。

被骗入园区的多为三低人员，白领、高学历人才或成未来目标

南都：王星事件后，很多中产、白领有强烈的不安，现在好像被骗入园区和学历、职业、社会身份都无关。

李玲：目前被骗入园区的中国人大部分是收入低、学历低、技能低的三低人员。但在南亚以及非洲，很多受害者都有大学学历，会英语，其中还有IT程序员。还有一些土耳其的受害者，甚至有博士学位。一些高学历或者说白领被骗入园区可能会是新的趋势，现在AI技术更为普及，一旦AI取代大量人工，电诈园区对高精尖人才的需求增多，他们就会被电诈集团盯上。

姚志刚：中国白领目前被骗去园区的仍是少数，但我了解有一些白领是主动去的，在园区是管理层，收入很高，一个月就可以挣二三十万。

中联律所成都办公室高级合伙人、中联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姚志刚。

南都：园区里到底哪些人在从事诈骗？

姚志刚：从我所办理的电诈案件来看，涉诈人员有这些特征：第一、云贵川渝山区的人偏多，这部分人对电诈的运营模式以及法律风险不了解，且容易相信熟人以及虚假招聘广告。第二、低收入人群和失业人群，包括农村青年、城市的低收入打工者，还有背负赌债、网贷的人，他们容易被宣称包吃包住、月薪过万，还包往返机票的高薪工作诱导。第三、学历偏低人群。从事电诈的人很多仅有初中学历，因为缺乏对于招聘话术的辨别能力，很有可能被洗脑或者被威胁后从事电诈。第四、刚毕业的学生，这一部分人容易被培养成话务员或者说键盘侠。第五、被精准垂钓的人，一些电诈产业需要的IT技术人员，再比如王星。诈骗分子用行业熟悉的话语，以拍摄为由不仅诱骗演员，还诱骗模特，甚至一些律师也会误以为要去境外工作而上当受骗。

吴杰庄：从香港警方目前公布的数据看，香港人被骗入东南亚园区有三十多人，尚有9人等待解救，8人在缅甸，1人在柬埔寨。大部分被骗入园区的香港人，是缺少社会经验的年轻人，一些诈骗犯会让这些年轻人携带一些钻石、现金到境外，包机票，还可以顺道去旅游，用这样吸引人的条件诱骗年轻人。还有一些人是去了电诈园区之后回到香港介绍其他人去工作。这些年轻人受骗的原因大多是想赚一些快钱。

香港立法会议员、高锋集团董事局主席吴杰庄。

进入园区回国难逃刑责，自泰国回国需接受受害者鉴定

南都：这一轮多国行动后，大量的中国人回国，怎么鉴别他们的身份？诈骗的受害者还是犯罪者？

李玲：如果是从泰缅边境偷渡至缅甸园区，都会经过泰国的人口贩运受害者鉴定程序。鉴定标准是检验个人是否被扣留护照和手机，是否可以自由活动，是否被虐待，是否有薪水，以及每天的工作时长。如果是被迫陷入园区，受害者可以并且需要做到的首先是积极与国内警方联系并且报警，证明自己并非犯罪者；其次就是尽量留存被虐待的证据。但去年开始，园区内会要求个人拆掉电子设备的GPS和拍照功能，受害人无法留存和传递任何信息。所以我建议，受害人可以在被解救后尽量配合泰国警方表明态度，清晰地叙述自己被拐卖的时间节点以及关键性事件，帮助警方进行鉴别。

在鉴定为受害者之后，这些人会被送往泰国官方的庇护所等待遣返，泰国警方也会通过中国大使馆协助办理回国证明，受害者可以选择自己购买机票，如果经济紧张也可以申请非政府组织帮助购买机票回国。但一旦被鉴定为不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泰国警方会先确认是否诈骗了泰国人，如果有就得在泰国坐牢了，如果没有但涉嫌诈骗或者其他犯罪，泰国警方会把犯罪证据移交中国警方来处理。

姚志刚：经过这一轮警方打击之后回国的人，如果是老板、管理层、骨干成员，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从事诈骗时间不长，被胁迫犯罪了，自己是受害者，但同时也会成为被告人。中国刑法规定，即使在境外诈骗，仍要受到刑事追究，以涉及的诈骗数额、在境外时间长短来量刑。有证据证明自己被胁迫犯罪，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处罚，只能从轻、减轻处罚。我曾经有一位当事人，他把所有的犯罪证据通过云盘保存下来，回国后移交警方，证明自己是胁迫犯罪，争取了从轻量刑。

但我也要强调，即使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客观上犯了罪，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诈骗类的犯罪，往往前期是受害人，但是后期也已经是犯罪者。在我办理过的跨境诈骗案件中，90%的案件都涉及两个罪名，偷越国边境罪和诈骗罪。为了避免陷入园区，在前期，对方让你偷偷出境的时候，你就已经要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出去从事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很多人认为偷偷出国没人知道不涉嫌犯罪，实际上如果你了解法律，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马上决定放弃出境，保护自己。

南都：如何为被胁迫犯罪或者没有犯罪的受害者提供一些有效帮助？

李玲：我曾经遇到一些受害者，用跳楼的方式逃离园区，他们可以申请非政府组织的拨款或者民间捐款来解决医疗费用，对于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我们后续也会给予心理支持、经济帮扶、学业或者就业引导，消除社区对他们身上所背负的“诈骗犯”这一标签的偏见，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社会网络，避免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去陌生的地方工作，从而再次陷入可能被拐卖的境遇。

个人信息成为跨境电诈的“子弹”，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南都：我们最后探讨一下治理跨境电诈，王星事件后，有学者呼吁增设人口拐卖罪来弥补治理电诈的法律漏洞，怎么看待这一呼声？

姚志刚：1979年刑法里曾有人口拐卖罪，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它改为了拐卖妇女儿童罪，这导致惩治拐卖成年人犯罪出现了障碍，类似的还有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后来刑法修改为强制猥亵罪，将成年男性也囊括其中，如果未来类似王星案频繁发生，我想有必要考虑修改现行刑法。

李玲：我们的认知里，电诈园区内的人都是诈骗犯，以及国内并没有人口拐卖这样一个罪名，所以当面对这些被拐卖进园区的男性时，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大使馆没有法律依据可以积极介入营救。我也发现，境外办理回国证明被一些不法分子垄断，甚至需要受害人花费高达500美元办理证明。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能推动建立专门的帮扶机构，帮助人口贩运受害者早日回国。

南都：很多人也认为，对于治理电诈而言，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十分关键？

吴杰庄：个人信息泄露在实施诈骗中是关键的一环，能为诈骗提供一些弹药，但如果没有境外犯罪的土壤、资金流转的渠道、应用成熟的技术，仅靠个人信息难以形成规模化犯罪。个人信息保护目前相对薄弱，除了个人增强保护意识，一些大型机构也拥有很多个人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泄露了，将为个人带来较大的风险。所以我也建议香港要在法律上明确，机构需要承担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现在即使泄露了信息，也没有任何处罚。

姚志刚：大数据时代，每个人的信息被大量贩卖，几十万、上百万信息打包贩卖给第三方，一些从业者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权调取、贩卖信息，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触犯的是泄露个人身份信息罪，被判刑的不在少数。在实际诈骗中，大量的实施者采取的更多是“开盲盒”的方式，这些人进入园区后会领取5到10部手机，手机里已经有大量的微信群和QQ群，只要进群互动，扮演好你的角色，推动诈骗，我推测，诈骗集团能掌握大量的微信群和QQ群，很可能还采用了黑客技术窃取信息。

李玲：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泄露的个人信息会被运用在诈骗环节，但其实不为人所熟知的是，这些信息在洗钱环节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案件是诈骗集团找到欠债人员，以帮助完善他们的银行流水为借口，用他们的账户洗钱。这对个人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也想呼吁，欠债的人、有经济困难的人，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大量黑灰产业链仍盘踞国内，打击跨境电诈是系统工程

南都：要更有效地治理跨境电诈，跨国联合打击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江汉祥：我从事反诈这行20多年，70%的诈骗是因为贪婪，贪财、贪色，但并不是不贪就不会被骗，还有30%的诈骗是出于认知之外。2008年之前，一个号称公安的人打电话过来你不会怀疑真实性；三年前，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视频，你不会认为这个人是假的，去年香港就发生了多起这样的案例，一个视频电话会，所有人都是深度伪造，只有被骗的那个人是真的，被骗最多的一笔钱高达2亿港元。

国投智能首席科学家、福建省电子数据存取证重点实验室主任、公安部信息安全专家江汉祥。

我们都呼吁要治理电诈，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系统性工程，各方都要努力，从受害者的角度说，每个公民要提升反诈意识，公安机关要善于精准宣传，而精准宣传依赖的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涉及的政府部门要积极参与，如何鉴别哪些人容易受骗，又如何成功劝阻他受骗。诈骗是一种可预防性犯罪，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短视频里，警察追着受害人屁股后面跑，受害人还认为你妨碍我发财了。其次是技术手段，通过技术手段提升防范能力，包括平台如何监测诈骗信息，个人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同时要了解诈骗的手段和方式。

受害人之外，我们谈一谈嫌疑人。诈骗的产业链极其复杂，但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专门实施诈骗的最前端的实施团伙，另外一类是辅助诈骗的黑灰产业链。实施诈骗的团伙，目前来看大部分已转移到国外，需要跨境联合打击；第二类黑灰产业链，大部分还盘踞在国内，而且它的数量可以说已经是实施诈骗团伙的10倍甚至20倍，也就是说如果东南亚有20万诈骗团伙，那么国内黑灰产业链团伙有200万以上，一定要用技术手段把产业链逐个击破。这是从人的角度来分析，从信息流的角度分析，国内还要加强对通信流的管控，拦截诈骗电话、短信，加强对手机卡、银行卡“两卡”的治理，还要加强对资金流的管控，银行业要思考怎么用技术手段防止资金的快速转移，现在国内只有六大银行在严格实施资金拦截的响应机制，但全国银行有2000多家，怎么建立中小银行的拦截机制，提升拦截能力，最快减少受害人的损失？现在技术发展很快，怎么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尽快有效识别异常行为，封堵诈骗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采写：南都记者蒋小天 郭若梅 刘嫚 发自北京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