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穿着朝服被押往刑场的。

那天，主管京畿治安的长官陈嘉（中尉）传令，让晁错上朝议事。晁错二话不说，兴冲冲地穿上朝服就跟着走了。

殊不知，他去的地方不是朝廷，而是东市；需要他做的，也不是议事，而是腰斩。

涉及到的也不仅是晁错一人，其家妻儿老小只要没有分家的全部都被处以弃市的刑罚（即在人声鼎沸的闹市里被执行死刑）。

这当然足以震惊朝野。要知道，这位晁错，不是什么普通人，更不是什么普通的王公大臣。

他不仅是位居“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也是当今圣上（汉景帝刘启）的老师兼“智囊”，更是进言削藩的“始作俑者”。

如此大红大紫、位高权重的部长级人物，却被草草腰斩，连审判环节都略了过去，岂不令人震惊。

而弹劾他的，则有时任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鸥等人（为行政、公安、司法的最高长官）。内容则直指晁错“不忠、不信、不义”，说他干的都是

“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之事。

这样的后果，晁错似乎从未考虑到。因为就在他提出“削藩”（削减藩国）的政策讨论会上，在座的王公大臣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唯一敢和他叫板的，则是景帝的表弟、窦太后的侄子窦婴。

晁错，难道是罪大恶极的奸臣吗？

“奸臣晁错”？

晁错是颍川人，学的是“刑名之学”，做的是“顾问之事”，当官干的是太常寺的一个小小顾问。

在朝中既无人脉，又出身卑微。当大官、做大事对“少吏”晁错来说，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但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年少晁错被选派去了一位名为“济南伏生”的人家里跟班学习《尚书》，从此“学贯儒法”，能力水平大增，并受到了当今圣上（汉文帝刘恒）的关注。

于是，晁错便在文帝的指派下，到太子府任职。从太子舍人，到门大夫，再到太子家令。昔日少年，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了当今太子、未来皇帝（刘启）的老师兼“智囊”，政治前景可谓一片大好。

实际上，像这样一名从基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还能有着渊博的知识和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的太子之师，

晁错有参政议政的决心、也有改革除弊的办法、更有为大汉江山奉献一切的赤诚之心。从下面两件事就能看出来一二。

在担任太子老师这段时间，晁错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叫《论守边疏》，另一篇叫《论贵粟疏》。这两篇文章写的都是文采飞扬、视角独到、措施深入，并都得到了当时的最高领导（汉文帝）的认可或部分认可。《论守边疏》尽管未被真正采纳，但得到了文帝嘉许；《论贵粟疏》则部分采纳，并真正施行了下去，成为晁错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

而在另一件事中，晁错则展现了他

“为国远虑，不见身害的”

“忠贞”一面。

在推行“削藩”政策后，其老父从颍川赶到京都，当面质疑其在景帝即位不久就推行削藩，大有离间皇上骨肉之嫌，晁错则用“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来回答，气的其老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回家后即服毒自杀。

这样人，能说是“奸臣”吗？他更像是一名一心为公的“忠臣”。

那晁错这样的“忠臣”，又为至何身败名裂呢？

“忠臣晁错”？

班固认为晁错是“忠”的，认为其“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汉景帝也在一次军情汇报会上，也对杀晁错一事追悔莫及。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正是晁错的“削藩”，

为大汉王朝创造了“一刀切”式总体解决藩国威胁中央局面的契机，从而为汉武帝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体制和组织基础。

那这样一位愿牺牲小我、忠诚为国御史大夫晁错，为何又会沦落到如此，被骗到东市腰斩呢？晁错难道是被冤枉的吗？

如果我们细细翻看史书，可能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首先，晁错是一位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同事。

他为人严厉刚直，做事苛刻心狠（对自己和对周围人都狠）。《史记》和《汉书》记载其为人“峭直刻深”，工作起来严肃得很，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官员。

这早在他当太子老师期间就能体现出来，尽管那时他仅仅是个秩八百石的“中层干部”，可他与很多朝廷大臣的关系不好，与原吴国丞相爱盎关系也不好（太子善错计策，爱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到了景帝即位，晁错成为了京都长官，他更是不把很多大臣放在眼里，达到了“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的地步。

以至于后来丞相申屠嘉（追随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就被他气得不轻，吐血而死。

一个炙手可热、集宠幸与权力于一体还不知低调的官员，难道可以称得上“忠臣”吗

其次，晁错是一个理想家，但不是一个实干家。

早在文帝在时，晁错就将“削藩”之事论述在《论守边疏》内，后晁错又将“削藩”作为基本国策建议景帝推行。“削藩”其实是贯穿晁错政治生涯的一件重要的大事。

可就是这么一件重要的事，他却建议景帝在推行后，御驾亲征去平定“七国之乱”，而自己则留守京都“运筹帷幄”，实在是缺乏真正的应对办法和能力，也导致了景帝对其的猜忌与怀疑。

一个敢做却不敢当的谋臣，还能称得上“忠臣”吗?

第三，晁错仅考虑到胜利如何，却未料想失败如何。

他在他的《削藩策》中就指出：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意思是为了巩固大汉江山，早削藩比晚削藩要好，等藩国谋反了再削藩，祸难可就大了。

可正因为削藩操之过急，“七国之乱”爆发了，祸难已至。幸运的是，“七国之乱”最终以中央胜利而告终，且一举整体解决了大块封国的矛盾。但不要忘记了，这是因为有以周亚夫为主的能臣将相俱在、合力攻敌的结果。如果叛军兵临城下、动摇国本呢？

“八王之乱”可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以及三百年的动乱时期。这是未仔细料想到的。

如果说晁错之忠在于不虑己而虑国，那这样看似一心为公实则为了自己的一人理想而一意孤行的“忠”，能算数吗？

“晁错之错”

晁错，其实是一个忠诚的政客，但非一名优秀的政治家。

他谋国却不谋身，因不谋身而误谋国。

“尊天子、安宗庙”固然无错。但他在景帝即位第二年，便为了达到人生理想，迅速推行“削藩令”。执行的直接结果，则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等七位刘姓宗室诸侯王皆反。

但此时的他，缺乏思想准备，方寸大乱，竟然还把危险留给了皇上，把安全留给了自己，这一招，实则昏招。

他看似一心为公，可细节之处却尽是假公济私。

他担任御史大夫后，便利用自身的权利搜集袁盎贿赂证据，想要至其死刑，后因景帝插手才免袁盎一死，贬为庶人。可在“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竟然还想趁机打击，这才有了窦婴、袁盎联手建议景帝杀晁错一事。就连司马迁都评论“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

他不顾老父建议，最终还是家破人亡。

他对待“削藩”奋不顾身，在朝廷内外树敌太多，对父亲谆谆教导未仔细听取，最终导致“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可以说，晁错之错，错在急功近利、错在专政擅权、错在自以为是，只知道一往无前，却哪里知道，凡是选择，皆有代价。

这代价，他又能否承受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