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是军事体系中的重要职务，担任此职务的人必须经过严格的军事教育，具备专业的参谋知识，同时在性格素养、协调人际关系等方面也需具备较高的水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五大野战军的参谋长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955年的授勋中，尽管他们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却因军衔的不同引发了诸多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解放军的历史初期，长期没有设立正式的军衔制度。尤其在红军创立之初，实施了官兵平等的政策，力求消除旧军队的等级制度和不良风气。战士与干部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差别，吃饭穿衣都相同，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平等精神。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部队规模迅速扩展，为了提升指挥效率，八路军和新四军曾计划设立军衔制度。然而，由于当时作战环境极其艰苦，部队的生存和发展成了当务之急，军衔制的实施被迫搁置。解放战争爆发后，军衔问题再次被推迟处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的体制，军衔制度也成为了需要借鉴的内容之一。

军衔制度的设立工作由当时正在筹建的总干管理部负责，这个机构掌管全军的干部工作。罗荣桓作为总干的负责人，在1950年底提出将军衔制度作为第二年的重点任务。然而，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相关工作又一次被迫延后。

抗美援朝战争对解放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大兵团作战的背景下，各大野战军的指挥体系和制度不统一，调动时遇到了不少困难。这进一步凸显了军衔制的必要性。军衔制度不仅能统一各级军官的职务等级，还能简化各军种之间的指挥关系，提高指挥效率。同时，缺乏军衔的情况下，在与外军进行交流和谈判时也存在许多不便。因此，1953年起，总干根据苏联的军衔制度草拟了一套授衔方案，经过两次修改，最终在1953年底完成了审批。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的五大野战军分别为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中央直属的华北野战军。这五大野战军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每一支野战军在南征北战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这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作战的过程中，各大野战军的参谋长起到了智囊的作用，给予指挥官巨大的支持，提供决策建议。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虽然所有野战军的参谋长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但三野参谋长张震却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那么，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1955年评定军衔的标准。根据当时发布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正兵团级的干部可以晋升为上将，而副兵团或准兵团级干部只能晋升为中将。接下来，我们还要了解当时各大野战军参谋长的具体职务背景。

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一野战军的参谋长只有阎揆要一位，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将；第二野战军的参谋长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其资历非常深厚。李达在红军时期曾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期担任过129师参谋长等重要职务，解放战争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完全符合晋升为上将的资格。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则有两任：陈世榘上将和张震中将。陈世榘在红军时期曾担任红30军的代理军长，抗战期间担任115师参谋长，解放战争初期担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而张震则担任过兵团级的司令员，因此他无法晋升为上将。

第四野战军的参谋长有刘亚楼上将和萧克上将，二人的资历都非常深厚。刘亚楼曾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1军团师长，抗战期间在苏联学习并随苏军进入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则担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萧克则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期间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在解放战争初期也曾从事教学工作，直到1949年才重新回到部队。

华北野战军参谋长赵尔陆上将是位老红军，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抗战期间担任冀晋军区司令员等职务，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华北野战军参谋长。他在被授予上将时曾表现出极为谦逊的态度，甚至拒绝穿上将军服，认为这份荣誉应属于那些为新中国献身的烈士们。毛主席得知后，给予他“情深义重”的高度评价。

通过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授衔背后的考量不仅与军衔标准相关，更与参谋长所承担的职务以及个人的历史贡献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