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对军中失职将领的惩罚非常严厉,枪毙军官并不少见。不管是杂牌军,还是中央军嫡系,只要作战不力,他都能下得了手。从西北军的韩复榘、石友三,到中央军的张德能、廖龄奇,一律不留情面。
仅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就枪决了27名将级以上军官,其中包括上将1人、中将14人、少将12人。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蒋介石却忽然变得宽容,面对更严重的军事失误却鲜有杀戮?他是真的改变了性格,还是另有原因?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以北方抗日将领会议为名,将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骗至开封,随后押解至汉口。次日,国民政府撤销其职务,改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月24日,韩复榘以“临阵脱逃,违抗命令”罪名,在汉口被处决。
上图:蒋介石和韩复榘
与韩复榘命运相似的,还有中央军将领廖龄奇。淞沪会战后,他升任第58师师长,是蒋介石心中74军的一员干将。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中,58师在春华山被日军突破防线,伤亡惨重。蒋介石认定廖龄奇临战脱逃,10月22日将其枪决。
从这些例子看,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不论将领出身如何,只要战事失利、影响重大,轻则撤职,重则处死,赏罚分明,毫不留情。然而,一进入解放战争,蒋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
上图:廖龄奇(1904-1941)
1947年初,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发起鲁南战役。此役共歼灭国军5.3万人,其中包括整编第26师、第51师和第1快速纵队,缴获坦克24辆、火炮217门、汽车474辆。尤其是108毫米美式榴弹炮,一次性损失48门,是国军极为宝贵的重型装备。如此巨大损失,几乎足以重创整个兵团战力。然而,蒋介石并未追责,更没有对相关将领处以极刑。
相比之下,抗战中为区区一个师的败退,蒋都可动用军法枪决。在鲁南战役中,国军不仅失地失人,更损兵折将,但最终却无人因此承担法律责任。
同年2月的莱芜战役,解放军再次全歼国军两个主力军,共计5万余人,战斗时间甚至不足三天。这些部队本是王耀武麾下最为倚重的主力,武器精良,战斗力强。然而一场战役过后,几乎全军覆没。王耀武在给下属李天霞的信中坦言:此战教训深重,百年难忘。但蒋介石依旧未追究任何人的刑责。
5月的孟良崮战役更是震动朝野。号称“国军第一主力”的整编74师,在战场失去支援、情报被泄后,被华野围歼,师长张灵甫战死,整编74师全军覆灭。如此重挫,本应引起高层震怒。最终,汤恩伯被撤职,李天霞虽遭军法审查,但旋即被保释,之后又升任73军军长。仍旧,无人为此丢命。
甚至在淮海战役前,冯治安因手下两个军先后叛变,导致黄百韬被围歼,直接动摇整个徐州集团军防线。然而他也未受实质惩处。连孙元良都直言不讳地批评蒋:对冯过于宽容。
张灵甫在临终前六天,曾致信蒋介石,控诉军中赏罚不明、指挥失当。他话音未落,74师便灰飞烟灭。信中的话,仿佛成了预言。
与抗战时期严厉的军事惩戒形成鲜明对比,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对将领的失败明显更加宽容。是什么导致这种转变?
其一,是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抗战时期,全国一致对外,蒋介石拥有较强的中央权威。在这种背景下,树立军纪、震慑军心至关重要。而解放战争时,民心向左,中央政府统治基础动摇,蒋更需依赖这些将领维持军队运作,一旦大规模惩处,可能引发军心动荡,甚至造成高层离心。
其二,战争形势不同。抗战时,战败往往是被动防御所致,而将领退却可被归咎为懦弱或不服指挥。解放战争中,共军主动进攻且战法灵活,国军处于被动。许多败仗,并非将领懦弱,而是系统性失败。此时再以军法惩治,只会加剧士气低落。
其三,是蒋对现实的妥协。随着战局不断恶化,蒋介石手中可用之将越来越少,许多部队一线换一线,已无多少战力可言。在这种情况下,蒋宁愿迁就将领,也不愿“杀鸡儆猴”,以免“兵无将,军无心”。
总的来说,抗战时期,蒋介石依靠铁腕维护军纪,通过严惩立威;而解放战争时期,他则出于现实考虑,对失败将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以此维持军队运转与高层稳定。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其实都源于蒋介石对政权维系的不同阶段性选择。只是,这种选择,终究也未能改变国军节节败退的命运。